原诗清 · 叶燮
叶燮 原诗
内篇（上）
一、诗始于三百篇，而规模体具于汉。自是而魏，而六朝、三唐，历宋、元、明，以至昭代，上下三千余年间，诗之质文体裁格律声调辞句，递升降不同，而要之，诗有源必有流，有本必达末；又有因流而溯源，循末以返本。其学无穷，共理日出。乃知诗之为道，未有一日不相续相禅而或息者也。但就一时而论，有盛必有衰；综千古而论，则盛而必至于衰，又必自衰而复盛。非在前者之必居于盛，后者之必居于衰也。乃近代论诗者，则曰：三百篇尚矣；五言必建安、黄初；其余诸体，必唐之初、盛而后可。非是者，必斥焉。如明李梦阳不读唐以后书，李攀龙谓唐无古诗，又谓『陈子昂以其古诗为古诗，弗取也』。自若辈之论出，天下从而和之，推为诗家正宗，家弦而户习。习之既久，乃有起而掊之、矫而反之者，诚是也。然又往往溺于偏畸之私说，其说胜，则出乎陈腐而入乎颇僻；不胜，则两敝。而诗道遂沦而不可救。由称诗之人，才短力弱，识又蒙焉而不知所衷。既不能知诗之源流本末正变盛衰，互为循环；并不能辨古今作者之心思才力深浅高下长短，孰为沿为革，孰为创为因，孰为流弊而衰，孰为救衰而盛，一一剖析而缕分之，兼综而条贯之。徒自诩矜张，为郛廓隔膜之谈，以欺人而自欺也。于是百喙争鸣，互自标榜，胶固一偏，剿猎成说。后生小子，耳食者多，是非淆而性情汩。不能不三叹于风雅之日衰也！
二、盖自有天地以来，古今世运气数，递变迁以相禅。古云天道十年而一变。此理也，亦势也，无事无物不然。宁独诗之一道，胶固而不变乎？今就三百篇言之：风有正风，有变风；雅有正雅，有变雅。风雅已不能不由正而变，吾夫子亦不能存正而删变也；则后此为风雅之流者，其不能伸正而诎变也明矣。汉苏李始创为五言，其时又有亡名氏之十九首，皆因乎三百篇者也。然不可谓即无异于三百篇，而实苏李创之也。建安、黄初之诗，因于苏李与十九首者也。然十九首止自言其情，建安、黄初之诗乃有献酬、纪行、颂德诸体，遂开后世种种应酬等类。则因而实为创。此变之始也。三百篇一变而为苏李，再变而为建安、黄初。建安、黄初之诗，大约敦厚而浑朴，中正而达情。一变而为晋，如陆机之缠绵铺丽，左思之卓荦磅礴，各不同也。其间屡变而为鲍照之逸俊、谢灵运之警秀、陶潜之澹远，又如颜延之之藻缋、谢朓之高华、江淹之韶妩、庾信之清新。此数子者，各不相师，咸矫然自成一家，不肯沿袭前人以为依傍，盖自六朝而已然矣。其间健者如何逊、如阴铿、如沈烱、如薛道衡，差能自立。此外繁辞缛节，随波日下，历梁、陈、隋以迄唐之垂拱，踵其习而益甚，势不能不变。小变于沈、宋、云、龙之间，而大变于开元、天宝。高、岑、王、孟、李，此数人者，虽各有所因，而实一一能为创。而集大成如杜甫，杰出如韩愈，专家如柳宗元、如刘禹锡、如李贺、如李商隐、如杜牧、如陆龟蒙诸子，一一皆特立兴起。其它弱者，则因循世运，随乎波流，不能振拔，所谓唐人本色也。宋初，诗袭唐人之旧，如徐铉、王禹偁辈，纯是唐音。苏舜卿、梅尧臣出，始一大变，欧阳修亟称二人不置。自后诸大家迭兴，所造各有至极。今人一概称为『宋诗』者也。自是南宋、金、元，作者不一。大家如陆游、范成大、元好问为最，各能自见其才。有明之初，高启为冠，兼唐、宋、元人之长，初不于唐、宋、元人之诗有所为轩轾也。自『不读唐以后书』之论出，于是称诗者必曰唐诗，苟称其人之诗为宋诗，无异于唾骂。谓『唐无古诗』，并谓『唐中、晚且无诗也』。噫，亦可怪矣！今之人岂无有能知共非者，然建安盛唐之说，锢习沁入于中心，而时发于口吻，弊流而不可挽，则其说之为害烈也。
三、原夫作诗者之肇端而有事乎此也，必先有所触以兴起其意，而后措诸辞、属为句、敷之而成章。当其有所触而兴起也，其意、其辞、其句，劈空而起，皆自无而有，随在取之于心。出而为情、为景、为事，人未甞言之，而自我始言之，故言者与闻其言者，诚可悦而永也。使即此意、此辞、此句虽有小异，再见焉，讽咏者已不击节；数见，则益不鲜；陈陈踵见，齿牙余唾，有掩鼻而过耳。譬之上古之世，饭土簋，啜土铏，当饮食未具时，进以一脔，必为惊喜；逮后世臛臇鱼脍之法兴，罗珍搜错，无所不至，而犹以土簋土铏之庖进，可乎？上古之音乐，击土鼓而歌康衢，其后乃有丝、竹、匏、革之制，流至于今，极于九宫南谱。声律之妙，日异月新，若必返古而听击壤之歌，斯为乐乎？古者穴居而巢处，乃制为宫室，不过卫风雨耳，后世遂有璇题瑶室，土文绣而木绨锦；古者俪皮为礼，后世易之以玉帛，遂有千纯百璧之侈。使今日告人居以巢穴、行礼以俪皮，孰不嗤之者乎？大凡物之踵事增华，以渐而进，以至于极。故人之智慧心思，在古人始用之，又渐出之；而未穷未尽者，得后人精求之，而益用之出之。乾坤一日不息，则人之智慧心思必无尽与穷之日。惟叛于道、戾于经、乖于事理，则为反古之愚贱耳。苟于此数者无尤焉，此如治器然，切磋琢磨，屡治而益精，不可谓后此者不有加乎其前也。
彼虞廷『喜』『起』之歌，诗之土簋击壤、穴居俪皮耳。一坟华于三百篇，再增华于汉，又增华于魏。自后尽态极妍，争新竞异，千状万态，差别井然。苟于情、于事、于景、于理随在有得，而不戾乎风人『永言』之旨，则就其诗论工拙可耳，何得以一定之程格之，而抗言风雅哉？如人适千里者，唐虞之诗，如第一步，三代之诗如第二步；彼汉魏之诗，以渐而及，如第三、第四步耳。作诗者知此数步为道途发始之所必经，而不可谓行路者之必于此数步焉为归宿，遂弃前途而弗迈也。且今之称诗者，祧唐虞而禘商周，宗祀汉魏于明堂，是也；何以汉魏以后之诗，遂皆为不得入庙之主？此大不可解也。譬之井田封建，未甞非治天下之大经，今时必欲复古而行之，不亦天下之大愚也哉？且苏李五言与亡名氏之十九首，至建安、黄初，作者既已增华矣，如必取法乎初，当以苏李与十九首为宗，则亦吐弃建安、黄初之诗可也。诗盛于邺下，然苏李、十九首之意，则寖衰矣。使邺中诸子，欲其一一摹仿苏李，尚且不能，且亦不欲；乃于数千载之后，胥天下而尽仿曹刘之口吻，得乎哉？或曰：『「温柔敦厚，诗教也」。汉、魏去古未远，此意犹存，后此者不及也。』不知『温柔敦厚』，其意也，所以为体也，措之于用则不同；辞者，其文也，所以为用也，返之于体则不异。汉魏之辞，有汉魏之『温柔敦厚』；唐、宋、元之辞，有唐、宋、元之『温柔敦厚』。譬之一草一木，无不得天地之阳春以发生。草木以亿万计，其发生之情状，亦以亿万计，而未甞有相同一定之形，无不盎然皆具阳春之意。岂得曰若者得天地之阳春，而若者为不得者哉？且『温柔软厚』之旨，亦在作者神而明之；如必执而泥之，则巷伯『投畀』之章，亦难合于斯言矣。
从来豪杰之士，未甞不随风会而出，而其力则甞能转风会。人见其随乎风会也，则曰：其所作者，真古人也！见能转风会者以其不袭古人也，则曰：今人不及古人也！无论居古人千年之后，即如左思去魏未远，其才岂不能为建安诗耶？观其纵横踯踏、睥睨千古，绝无丝毫曹刘余习。鲍照之才，迥出侪偶，而杜甫称其俊逸；夫『俊逸』则非建安本色矣。千载后无不击节此两人之诗者，正以其不袭建安也。奈何去古益远，翻以此绳人耶？
且夫风雅之有正有变，其正变系乎时，谓政治、风俗之由得而失、由隆而污。此以时言诗，时有变而诗因之。时变而失正，诗变而仍不失其正，故有盛无衰，诗之源也。吾言后代之诗，有正有变，其正变系乎诗，谓体格、声调、命意、措辞、新故升降之不同。此以诗言时，诗递变而时随之。故有汉、魏、六朝、唐、宋、元、明之互为盛衰，惟变以救正之衰，故递衰递盛，诗之流也。从其源而论，如百川之发源，各异其所从出，虽万派而皆朝宗于海，无弗同也。从其流而论，如河流之经行天下，而忽播为九河，河分九而俱朝宗于海，则亦无弗同也。
历考汉魏以来之诗，循其源流升降，不得谓正为源而长盛，变为流而始衰。惟正有渐衰，故变能启盛。如建安之诗正矣盛矣，相沿久而流于衰，后之人力大者大变，力小者小变。六朝诸诗人，间能小变，而不能独开生面。唐初沿其卑靡浮艳之习，句栉字比，非古非律，诗之极衰也。而陋者必曰：此诗之相沿至正也。不知实正之积弊而衰也。迨开宝诸诗人，始一大变。彼陋者亦曰：此诗之至正也。不知实因正之至衰变而为至盛也。盛唐诸诗人，惟能不为建安之古诗，吾乃谓唐有古诗。若必摹汉魏之声调字句，此汉魏有诗，而唐无古诗矣。且彼所谓陈子昂『以其古诗为古诗』，正惟子昂能自为古诗，所以为子昂之诗耳。然吾犹谓子昂古诗，尚蹈袭汉魏蹊径，竟有全似阮籍咏怀之作者，失自家体段；犹訾子昂不能以其古诗为古诗，乃翻勿取其自为古诗，不亦异乎！杜甫之诗，包源流，综正变。自甫以前，如汉魏之浑朴古雅，六朝之藻丽秾纤、澹远韶秀，甫诗无一不备。然出于甫，皆甫之诗，无一字句为前人之诗也。自甫以后，在唐如韩愈、李贺之奇奡，刘禹锡、杜牧之雄杰，刘长卿之流利，温庭筠、李商隐之轻艳，以至宋、金、元、明之诗家称巨擘者，无虑数十百人，各自炫奇翻异；而甫无一不为之开先。此其巧无不到、力无不举，长盛于千古不能衰、不可衰者也。今之人固羣然宗杜矣，亦知杜之为杜，乃合汉、魏、六朝并后代千百年之诗人而陶铸之者乎！唐诗为八代以来一大变。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宋之苏、梅、欧、苏、王、黄，皆愈为之发其端，可谓极盛。而俗儒且谓愈诗大变汉魏，大变盛唐，格格而不许。何异居蚯蚓之穴，习闻其长鸣，听洪钟之响而怪之，窃窃然议之也！
且愈岂不能拥其鼻、肖其吻，而效俗儒为建安、开、宝之诗乎哉！开、宝之诗，一时非不盛，递至大历、贞元、元和之间，沿其影响字句者且百年，此百余年之诗，其传者已少殊尤出类之作，不传者更可知矣。必待有人焉起而拨正之，则不得不改弦而更张之。愈甞自谓『陈言之务去』，想其时陈言之为祸，必有出于目不忍见、耳不堪闻者。使天下人之心思智慧，日腐烂埋没于陈言中，排之者比于救焚拯溺，可不力乎！而俗儒且栩栩然俎豆愈所斥之陈言，以为秘异而相授受，可不哀耶！故晚唐诗人，亦以陈言为病，但无愈之才力，故日趋于尖新纤巧。俗儒即以此为晚唐诟厉，呜呼，亦可谓愚矣。至于宋人之心手日益以启，纵横钩致，发挥无余蕴。非故好为穿凿也，譬之石中有宝，不穿之凿之则宝不出。且未穿未凿以前，人人皆作模棱皮相之语，何如穿之凿之之实有得也。如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而适如其意之所欲出。此韩愈后之一大变也，而盛极矣。自后或数十年而一变，或百余年而一变；或一人独自为变，或数人而共为变：皆变之小者也。其间或有因变而得盛者，然亦不能无因变而益衰者。
大抵古今作者，卓然自命，必以其才智与古人相衡，不肯稍为依傍，寄人篱下，以窃其余唾。窃之而似，则优孟衣冠；窃之而不似，则画虎不成矣。故宁甘作偏裨，自领一队，如皮陆诸人是也。乃才不及健儿，假他人余焰，妄自僭王称霸，实则一土偶耳。生机既无，面目涂饰，洪潦一至，皮骨不存。而犹侈口而谈，亦何谓耶？
惟有明末造，诸称诗者专以依傍临摹为事，不能得古人之兴会神理，句剽字窃，依样葫芦。如小儿学语，徒有喔咿，声音虽似，都无成说，令人哕而却走耳。乃妄自称许曰：『此得古人某某之法』。尊盛唐者，盛唐以后，俱不挂齿。近或有以钱刘为标榜者，举世从风，以刘长卿为正派。究其实不过以钱刘浅利轻圆，易于摹仿，遂呵宋斥元。又推崇宋诗者，窃陆游、范成大与元之元好问诸人婉秀便丽之句，以为秘本。昔李攀龙袭汉魏古诗乐府，易一二字，便居为己作；今有用陆范及元诗句，或颠倒一二字，或全窃其面目，以盛夸于世，俨主骚坛，傲睨今古。岂惟风雅道衰，抑可窥其术智矣！
内篇（下)
一、大凡人无才，则心思不出；无胆，则笔墨畏缩；无识，则不能取舍；无力，则不能自成一家。而且谓古人可罔，世人可欺，称格称律，推求字句，动以法度紧严扳驳铢两。内既无具，援一古人为门户，藉以压倒众口，究之何尝见古人之真面目，而辨其诗之源流本末正变盛衰之相因哉！更有窃其腐余，高自论说，互相祖述，此真诗运之厄。故窃不揣，谨以数千年诗之正变盛衰之所以然，略为发明，以俟古人之复起。更列数端于左：
二、或问于余曰：『诗可学而能乎？』曰：『可。』曰：『多读古人之诗而求工于诗而传焉，可乎？』曰：『否。』曰：『诗既可学而能，而又谓读古人之诗以求工为未可，窃惑焉。其义安在？』余应之曰：诗之可学而能者，尽天下之人皆能读古人之诗而能诗，今天下之称诗者是也；而求诗之工而可传者，则不在是。何则？大凡天资人力，次序先后，虽有生学困知之不同，而欲其诗之工而可传，则非就诗以求诗者也。我今与子以诗言诗，子固未能知也；不若借事物以譬之，而可晓然矣。今有人焉，拥数万金而谋起一大宅，门堂楼庑，将无一不极轮奂之美。是宅也，必非凭空结撰，如海上之蜃，如三山之云气。以为楼台，将必有所托基焉。而其基必不于荒江穷壑、负郭僻巷、湫隘卑湿之地，将必于平直高敞、水可舟檝陆可车马者，然后始基而经营之，大厦乃可次第而成。我谓作诗者，亦必先有诗之基焉。诗之基，其人之胸襟是也。有胸襟，然后能载其性情、智慧、聪明、才辨以出，随遇发生，随生即盛。千古诗人推杜甫，其诗随所遇之人之境之事之物，无处不发其思君王、忧祸乱、悲时日、念友朋、吊古人、怀远道，凡欢愉、幽愁、离合、今昔之感，一一触类而起，因遇得题，因题达情，因情敷句，皆因甫有其胸襟以为基。如星宿之海，万源从出；如钻燧之火，无处不发；如肥土沃壤，时雨一过，夭矫百物，随类而兴，生意各别，而无不具足。即如甫集中乐游园七古一篇：时甫年才三十余，当开宝盛时；使今人为此，必铺陈扬颂，藻丽雕缋，无所不极；身在少年场中，功名事业，来日未苦短也，何有乎身世之感？乃甫此诗，前半即景事无多排场，忽转『年年人醉』一段，悲白发、荷皇天，而终之以『独立苍茫』，此其胸襟之所寄托何如也！余又尝谓晋王羲之独以法书立极，非文辞作手也。兰亭之集，时贵名流毕会，使时手为序，必极力铺写，谀美万端，决无一语稍涉荒凉者。而羲之此序，寥寥数语，托意于仰观俯察，宇宙万汇，系之感忆，而极于死生之痛。则羲之之胸襟，又何如也！由是言之，有是胸襟以为基，而后可以为诗文。不然，虽日诵万言、吟千首，浮响肤辞，不从中出，如剪彩之花，根蒂既无，生意自绝，何异乎凭虚而作室也！乃作室者，既有其基矣，必将取材。而材非培塿之木、拱把之桐梓，取之近地阛阓村市之间而能胜也。当不惮远且劳，求荆湘之楩楠，江汉之豫章，若者可以为栋为榱，若者可以为楹为柱，方胜任而愉快，乃免支离屈曲之病。则夫作诗者，既有胸襟，必取材于古人，原本于三百篇、楚骚，浸淫于汉魏六朝、唐宋诸大家，皆能会其指归，得其神理。以是为诗，正不伤庸，奇不伤怪，丽不伤浮，博不伤僻，决无剽窃吞剥之病。乃时手每每取快捷方式于近代当世之闻人，或以高位，或以虚名，窃其体裁字句，以为秘本。谓既得所宗主，即可以得其人之赞扬奖借；生平未尝见古人，而才名已早成矣。何异方寸之木，而遽高于岑楼耶！若此等之材，无论不可为大厦，即数椽茅把之居，用之亦不胜任，将见一朝堕地，腐烂而不可支。故有基之后，以善取材为急急也。
既有材矣，将用其材，必善用之而后可。得工师大匠指挥之，材乃不枉。为栋为梁，为榱为楹，悉当而无丝毫之憾。非然者，宜方者圆，宜圆者方，枉栋之材而为桷，枉柱之材而为楹，天下斵小之匠人宁少耶，世固有成诵古人之诗数万首，涉略经史集亦不下数十万言，逮落笔则有俚俗庸腐，窒板拘牵，隘小肤冗种种诸习。此非不足于材，有其材而无匠心，不能用而枉之之故也。夫作诗者，要见古人之自命处、着眼处、作意处、命辞处、出手处，无一可苟，而痛去其自己本来面目。如医者之治结疾，先尽荡其宿垢，以理其清虚，而徐以古人之学识神理充之。久之，而又能去古人之面目，然后匠心而出，我未尝摹拟古人，而古人且为我役。彼作室者，既善用其材而不枉，宅乃成矣。宅成，不可无丹雘赭垩之功；一经俗工绚染，徒为有识所嗤。夫诗，纯淡则无味，纯朴则近俚，势不能如画家之有不设色。古称非文辞不为功；文辞者，斐然之章采也。必本之前人，择其丽而则、典而古者，而从事焉，则华实并茂，无夸缛斗炫之态，乃可贵也。若徒以富丽为工，本无奇意，而饰以奇字；本非异物，而加以异名别号，味如嚼蜡。展诵未竟，但觉不堪。此乡里小儿之技，有识者不屑为也。故能事以设色布采终焉。
然余更有进：此作室者，自始基以至设色，其为宅也，既成而无余事矣。然自康衢而登其门，于是而堂、而中门，又于是而中堂、而后堂、而闺闼、而曲房、而宾席东厨之室，非不井然秩然也；然使今日造一宅焉如是，明日易一地而更造一宅焉，而亦如是，将百十其宅，而无不皆如是，则亦可厌极矣。其道在于善变化。变化岂易语哉！终不可易曲房于堂之前、易中堂于楼之后，入门即见厨，而联宾坐于闺闼也。惟数者一一各得其所，而悉出于天然位置，终无相踵沓出之病，是之谓变化。变化而不失其正，千古诗人惟杜甫为能。高、岑、王、孟诸子，设色止矣，皆未可语以变化也。夫作诗者，至能成一家之言足矣。此犹清、任、和三子之圣，各极其至；而集大成，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惟夫子。杜甫，诗之神者也。夫惟神，乃能变化。子言『多读古人之诗而求工于诗』者，乃囿于今之称诗者论也。
三、或曰：『今之称诗者，高言法矣，作诗者果有法乎哉？且无法乎哉？』余曰：法者，虚名也，非所论于有也；又法者，定位也，非所论于无也。子无以余言为惝恍河汉，当细为子晰之。自开辟以来，天地之大，古今之变，万汇之赜，日星河岳，赋物象形，兵刑礼乐，饮食男女，于以发为文章，形为诗赋，其道万千。余得以三语蔽之：曰理、曰事、曰情，不出乎此而已。然则，诗文一道，岂有定法哉！先揆乎其理，揆之于理而不谬，则理得。次征诸事，征之于事而不悖，则事得。终絜诸情，絜之于情而可通，则情得。三者得而不可易，则自然之法立。故法者，当乎理，确乎事，酌乎情，为三者之平准，而无所自为法也。故谓之曰『虚名』。又法者，国家之所谓律也。自古之五刑宅就以至于今，法亦密矣。然岂无所凭而为法哉？不过揆度于事、理、情三者之轻重大小上下，以为五服五章、刑赏生杀之等威、差别，于是事理情当于法之中。人见法而适惬其事理情之用，故又谓之曰『定位』。
乃称诗者，不能言法所以然之故，而哓哓曰：『法！』吾不知其离一切以为法乎？将有所缘以为法乎？离一切以为法，则法不能凭虚而立；有所缘以为法，则法仍托他物以见矣。吾不知统提法者之于何属也？彼曰：『凡事凡物皆有法，何独于诗而不然？』是也。然法有死法，有活法。若以死法论，今誉一人之美，当问之曰：『若固眉在眼上乎？鼻口居中乎？若固手操作而足循履乎？』夫妍媸万态，而此数者必不渝，此死法也。彼美之绝世独立，不在是也。又朝庙享燕以及士庶宴会，揖让升降，叙坐献酬，无不然者，此亦死法也。而格鬼神、通爱敬，不在是也。然则彼美之绝世独立，果有法乎？不过即耳目口鼻之常，而神明之。而神明之法，果可言乎！彼享宴之格鬼神、合爱敬，果有法乎？不过即揖让献酬而感通之。而感通之法，又可言乎！死法，则执涂之人能言之。若曰活法，法既活而不可执矣，又焉得泥于法!而所谓诗之法，得毋平平仄仄之拈乎？村塾中曾读千家诗者，亦不屑言之。若更有进，必将曰：律诗必首句如何起，三四如何承，五六如何接，末句如何结；古诗要照应，要起伏。析之为句法，总之为章法。此三家村词伯相传久矣，不可谓称诗者独得之秘也。若舍此两端，而谓作诗另有法，法在神明之中、巧力之外，是谓变化生心。变化生心之法，又何若乎？则死法为『定位』，活法为『虚名』。『虚名』不可以为有，『定位』不可以为无。不可为无者，初学能言之；不可为有者，作者之匠心变化，不可言也。
夫识辨不精，挥霍无具，徒倚法之一语，以牢笼一切。譬之国家有法，所以儆愚夫愚妇之不肖而使之不犯；未闻与道德仁义之人讲论习肄，而时以五刑五罚之法恐惧之而迫胁之者也。惟理、事、情三语，无处不然。三者得，则胸中通达无阻，出而敷为辞，则夫子所云『辞达』。达者，通也。通乎理、通乎事、通乎情之谓。而必泥乎法，则反有所不通矣。辞且不通，法更于何有乎？
曰理、曰事、曰情三语，大而乾坤以之定位、日月以之运行，以至一草一木一飞一走，三者缺一，则不成物。文章者，所以表天地万物之情状也。然具是三者，又有总而持之，条而贯之者，曰气。事、理、情之所为用，气为之用也。譬之一木一草，其能发生者，理也。其既发生，则事也。既发生之后，夭矫滋植，情状万千，咸有自得之趣，则情也。苟无气以行之，能若是乎？又如合抱之木，百尺干霄，纤叶微柯以万计，同时而发，无有丝毫异同，是气之为也。苟断其根，则气尽而立萎。此时理、事、情俱无从施矣。吾故曰：三者藉气而行者也。得是三者，而气鼓行于其间，絪缊磅礴，随其自然，所至即为法，此天地万象之至文也。岂先有法以驭是气者哉！不然，天地之生万物，舍其自然流行之气，一切以法绳之，夭矫飞走，纷纷于形体之万殊，不敢过于法，不敢不及于法，将不胜其劳，乾坤亦几乎息矣。
草木气断则立萎，理、事、情俱随之而尽，固也。虽然，气断则气无矣，而理、事、情依然在也。何也？草木气断，则立萎，是理也；萎则成枯木，其事也；枯木岂无形状？向背、高低、上下，则其情也。由是言之，气有时而或离，理、事、情无之而不在。向枯木而言法，法于何施？必将曰：法将析之以为薪，法将斵之以为器。若果将以为薪、为器，吾恐仍属之事理情矣，而法又将遁而之他矣。天地之大文，风云雨雷是也。风云雨雷，变化不测，不可端倪，天地之至神也，即至交也。试以一端论：泰山之云，起于肤寸，不崇朝而徧天下。吾尝居泰山之下者半载，熟悉云之情状：或起于肤寸，弥沦六合；或诸峯竞出，升顶即灭；或连阴数月，或食时即散；或黑如漆，或白如雪；或大如鹏翼，或乱如散鬊；或块然垂天，后无继者；或联绵纤微，相续不绝；又忽而黑云兴，土人以法占之，曰：将雨，竟不雨；又晴云出，法占者曰：将晴，乃竟雨。云之态以万计，无一同也。以至云之色相，云之性情，无一同也。云或有时归，或有时竟一去不归；或有时全归，或有时半归，无一同也。此天地自然之文，至工也。若以法绳天地之文，则泰山之将出云也，必先聚云族而谋之曰：吾将出云而为天地之文矣。先之以某云，继之以某云；以某云为起，以某云为伏；以某云为照应、为波澜，以某云为逆人，以某云为空翻；以某云为开，以某云为阖；以某云为掉尾。如是以出之，如是以归之，一一使无爽，而天地之文成焉。无乃天地之劳于有泰山，泰山且劳于有是云，而出云且无日矣！苏轼有言：『我文如万斛源泉，随地而出。』亦可与此相发明也。
四、或曰：『先生言作诗，法非所先，言固辩矣。然古帝王治天下，必曰「大经大法」。然则法且后乎哉？』余曰：帝王之法，即政也。夫子言『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此一定章程，后人守之，苟有毫发出入，则失之矣。修德贵日新，而法者旧章，断不可使有毫发之新。法一新，此王安石之所以亡宋也。若夫诗，古人作之，我亦作之。自我作诗，而非述诗也。故凡有诗，谓之新诗。若有法，如教条政令而遵之，必如李攀龙之拟古乐府然后可。诗，末技耳，必言前人所未言，发前人所未发，而后为我之诗。若徒以效颦效步为能事，曰：『此法也。』不但诗亡，而法亦且亡矣。余之后法，非废法也，正所以存法也。夫古今时会不同，即政令尚有因时而变通之。若胶固不变，则新莽之行周礼矣。奈何风雅一道，而踵其谬戾哉!
曰理、曰事、曰情，此三言者足以穷尽万有之变态。凡形形色色，音声状貌，举不能越乎此。此举在物者而为言，而无一物之或能去此者也。曰才、曰胆、曰识、曰力，此四言者所以穷尽此心之神明。凡形形色色，音声状貌，无不待于此而为之发宣昭著。此举在我者而为言，而无一不如此心以出之者也。以在我之四，衡在物之三，合而为作者之文章。大之经纬天地，细而一动一植，咏叹讴吟，俱不能离是而为言者矣。
在物者前已论悉之。在我者虽有天分之不齐，要无不可以人力充之。其优于天者，四者具足，而才独外见，则羣称其才；而不知其才之不能无所凭而独见也。其歉乎天者，才见不足，人皆曰才之歉也，不可勉强也；不知有识以居乎才之先，识为体而才为用，若不足于才，当先研精推求乎其识。人惟中藏无识，则理事情错陈于前，而浑然茫然，是非可否，妍媸黑白，悉眩惑而不能辨，安望其敷而出之为才乎！文章之能事，实始乎此。今夫诗，彼无识者，既不能知古来作者之意，并不自知其何所兴感、触发而为诗。或亦闻古今诗家之诗，所谓体裁、格力、声调、兴会等语，不过影响于耳，含糊于心，附会于口。而眼光从无着处，腕力从无措处。即历代之诗陈于前，何所抉择？何所适从？人言是则是之，人言非则非之。夫非必谓人言之不可凭也，而彼先不能得我心之是非而是非之，又安能知人言之是非而是非之也？有人曰：『诗必学汉魏，学盛唐。』彼亦曰：『学汉魏，学盛唐。』从而然之。而学汉魏与盛唐所以然之故，彼不能知，不能言也。即能效而言之，而终不能知也。又有人曰：『诗当学晚唐，学宋、学元。』彼亦曰：『学晚唐，学宋学元。』又从而然之。而置汉魏与盛唐所以然之故，彼又终不能知也。或闻诗家有宗刘长卿者矣，于是羣然而称刘随州矣；又或闻有崇尚陆游者矣，于是人人案头无不有剑南集，以为秘本，而遂不敢他及矣。如此等类，不可枚举一槩。人云亦云，人否亦否，何为者耶！
夫人以著作自命，将进退古人，次第前哲，必具有只眼而后泰然有自居之地。倘议论是非，聋瞀于中心，而随世人之影响而附会之，终日以其言语笔墨为人使令驱役，不亦愚乎！且有不自以为愚，旋愚成妄，妄以生骄，而愚益甚焉。原其患始于无识，不能取舍之故也。是即吟咏不辍，累牍连章，任其涂抹，全无生气。其为才耶？为不才耶？
惟有识，则是非明；是非明则取舍定。不但不随世人脚跟，并亦不随古人脚跟。非薄古人为不足学也；盖天地有自然之文章，随我之所触而发宣之，必有克肖其自然者，为至文以立极。我之命意发言，自当求其至极者。昔人有言：『不恨我不见古人，恨古人不见我。』又云：『不恨臣无二王法，但恨二王无臣法。』斯言恃论书法耳，而其人自命如此。等而上之，可以推矣。譬之学射者，尽其目力臂力，审而后发；苟能百发百中，即不必学古人，而古有后羿、养由基其人者，自然来合我矣。我能是，古人先我而能是，未知我合古人欤？古人合我欤？高适有云：『乃知古时人，亦有如我者。』岂不然哉！故我之著作与古人同，所谓其揆之；即有与古人异，乃补古人之所未足，亦可言古人补我之所未足。而后我与古人交为知己也。惟如是，我之命意发言，一一皆从识见中流布。识明则胆张，任其发宣而无所于怯，横说竖说，左宜而右有，直造化在手，无有一之不肖乎物也。
且夫胸中无识之人，即终日勤于学，而亦无益，俗谚谓为『两脚书橱』。记诵日多，多益为累。及伸纸落笔时，胸如乱丝，头绪既纷，无从割择，中且馁而胆愈怯，欲言而不能言。或能言而不敢言，矜持于铢两尺镬之中，既恐不合于古人，又恐贻讥于今人。如三日新妇，动恐失体。又如跛者登临，举恐失足。文章一道，本摅写挥洒乐事，反若有物焉以桎梏之，无处非碍矣。于是强者必曰：『古人某某之作如是，非我则不能得其法也。』弱者亦曰：『古人某某之作如是，今之闻人某某传其法如是，而我亦如是也。』其黠者心则然而秘而不言，愚者心不能知其然，徒夸而张于人，以为我自有所本也。更或谋篇时，有言已尽本无可赘矣，恐方幅不足而不合于格，于是多方拖沓以扩之，是蛇添足也。又有言尚未尽，正堪抒写，恐逾于格而失矩度，亟阖而已焉，是生割活剥也。之数者，因无识，故无胆，使笔墨不能自由，是为操觚家之苦趣，不可不察也。
昔贤有言：成事在胆。文章千古事，苟无胆，何以能千古乎？吾故曰：无胆则笔墨畏缩。胆既诎矣，才何由而得伸乎？惟胆能生才，但知才受于天，而抑知必待扩充于胆邪！吾见世有称人之才，而归美之曰：『能敛才就法。』斯言也，非能知才之所由然者也。夫才者，诸法之蕴隆发现处也。若有所敛而为就，则未敛未就以前之才，尚未有法也。其所为才，皆不从理、事、情而得，为拂道悖德之言，与才之义相背而驰者，尚得谓之才乎？夫于人之所不能知，而惟我有才能知之；于人之所不能言，而惟我有才能言之，纵其心思之氤氲磅礴，上下纵横，凡六合以内外，皆不得而囿之；以是措而为文辞，而至理存焉，万事准焉，深情托焉，是之谓有才。若欲其敛以就法，彼固掉臂游行于法中久矣。不知其所就者，又何物也？必将曰：『所就者，乃一定不迁之规矩。』此千万庸众人皆可共趋之而由之，又何待于才之敛耶？故文章家止有以才御法而驱使之，决无就法而为法之所役，而犹欲诩其才者也。吾故曰：无才则心思不出。亦可曰：无心思则才不出。而所谓规矩者，即心思之肆应各当之所为也。盖言心思，则主乎内以言才；言法，则主乎外以言才。主乎内，心思无处不可通，吐而为辞，无物不可通也。夫孰得而范围其心，又孰得而范围其言乎！主乎外，则囿于物而反有所不得于我心，心思不灵，而才销铄矣。
吾尝观古之才人，合诗与文而论之，如左邱明、司马迁、贾谊、李白、杜甫、韩愈、苏轼之徒，天地万物皆递开辟于其笔端，无有不可举，无有不能胜，前不必有所承，后不必有所继，而各有其愉快。如是之才，必有其力以载之。惟力大而才能坚，故至坚而不可摧也。历千百代而不朽者以此。昔人有云：『掷地须作金石声。』六朝人非能知此义者，而言金石，喻其坚也。此可以见文家之力。力之分量，即一句一言，如植之则不可仆，横之则不可断，行则不可遏，住则不可迁。易曰『独立不惧。』此言其人，而其人之文当亦如是也。譬之两人焉，共适于途，而值羊肠蚕丛峻栈危梁之险。其一弱者精疲于中，形战于外，将裹足而不前，又必不可已而进焉。于是步步有所凭借，以为依傍：或藉人之推之挽之，或手有所持而扪、或足有所缘而践。即能前达，皆非其人自有之力，仅愈于木偶，为人舁之而行耳。其一为有力者，神旺而气足，径往直前，不待有所攀援假借，奋然投足，反趋弱者扶掖之前。此直以神行而形随之，岂待外求而能者！故有境必能造，有造必能成。吾故曰：立言者，无力则不能自成一家。夫家者，吾固有之家也。人各自有家，在己力而成之耳，岂有依傍想象他人之家以为我之家乎！是犹不能自求家珍，穿窬邻人之物以为己有，即使尽窃其连城之璧，终是邻人之宝，不可为我家珍。而识者窥见其里，适供其哑然一笑而已。故本其所自有者而益充而广大之以成家，非其力之所自致乎！然力有大小，家有巨细。吾又观古之才人，力足以盖一乡，则为一乡之才；力足以盖一国，则为一国之才；力足以盖天下，则为天下之才。更进乎此，其力足以十世、足以百世、足以终古，则其立言不朽之业，亦垂十世、垂百世、垂终古，悉如其力以报之。试合古今之才，一一较其所就，视其力之大小远近，如分寸铢两之悉称焉。又观近代著作之家，其诗文初出，一时非不纸贵，后生小子，以耳为目，互相传诵，取为模楷；及身没之后，声问即泯，渐有起而议之者。或间能及其身后，而一世再世，渐远而无闻焉。甚且诋毁丛生，是非竞起，昔日所称其人之长，即为今日所指之短。可胜叹哉！即如明三百年间，王世贞、李攀龙辈盛鸣于嘉隆时，终不如明初之高、杨、张、徐，犹得无毁于今日人之口也；锺惺、谭元春之矫异于末季，又不如王李之犹可及于再世之余也。是皆其力所至远近之分量也。统百代而论诗，自三百篇而后，惟杜甫之诗，其力能与天地相终始，与三百篇等。自此以外，后世不能无入者主之、出者奴之，诸说之异同、操戈之不一矣。其间又有力可以百世，而百世之内，互有兴衰者：或中湮而复兴，或昔非而今是，又似世会使之然。生前或未有推重之，而后世忽崇尚之：如韩愈之文，当愈之时，举世未有深知而尚之者；二百余年后，欧阳修方大表章之，天下遂翕然宗韩愈之文，以至于今不衰。信乎，文章之力有大小远近，而又盛衰乘时之不同如是！欲成一家言，断宜奋其力矣。夫内得之于识而出之而为才，惟胆以张其才，惟力以克荷之。得全者其才见全，得半者其才见半，而又非可矫揉蹴至之者也，盖有自然之候焉。千古才力之大者，莫有及于神禹。神禹平成天地之功，此何等事，而孟子以为行所无事，不过顺水流行坎止自然之理，而行疏瀹、排决之事，岂别有治水之法，有所矫揉以行之者乎？不然者，是行其所有事矣。大禹之神力，远及万万世；以文辞立言者，虽不敢几此，然异道同归，勿以篇章为细务自逊，处于没世无闻已也。
大约才、识、胆、力，四者交相为济。苟一有所歉，则不可登作者之坛。四者无缓急，而要在先之以识：使无识，则三者俱无所托。无识而有胆，则为妄、为卤莽、为无知，其言背理、叛道，蔑如也。无识而有才，虽议论纵横，思致挥霍，而是非淆乱，黑白颠倒，才反为累矣。无识而有力，则坚僻、妄诞之辞，足以误人而惑世，为害甚烈。若在骚坛，均为风雅之罪人。惟有识，则能知所从、知所奋、知所决，而后才与胆力，皆确然有以自信；举世非之，举世誉之，而不为其所摇。安有随人之是非以为是非者哉！其胸中之愉快自足，宁独在诗文一道已也！然人安能尽生而具绝人之姿，何得易言有识，其道宜如大学之始于『格物』，诵读古人诗书，一一以理事情格之，则前后、中边、左右、向背，形形色色殊类万态，无不可得，不使有毫发之罅，而物得以乘我焉。如以文为战，而进无坚城、退无横阵矣。若舍其在我者，而徒日劳于章句诵读，不过剿袭、依傍、摹拟、窥伺之术，以自跻于作者之林，则吾不得而知之矣！
五、或曰：『先生发挥理事情三言，可谓详且至矣。然此三言，固文家之切要关键。而语于诗，则情之一言，义固不易；而理与事，似于诗之义，未为切要也。先儒云：「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若夫诗，似未可以物物也。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离形象，绝议论而穷思维，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所以为至也。若一切以理概之，理者，一定之衡，则能实而不能虚，为执而不为化，非板则腐。如学究之说书、闾师之读律，又如禅家之参死句不参活句，窃恐有乖于风人之旨。以言乎事：天下固有有其理而不可见诸事者。若夫诗，则理尚不可执，又焉能一一征之实事者乎？而先生断断焉必以理事二者与情同律乎诗，不使有毫发之或离，愚窃惑焉。此何也？』
予曰：子之言诚是也。子所以称诗者，深有得乎诗之旨者也。然子但知可言可执之理之为理，而抑知名言所绝之理之为至理乎？子但知有是事之为事，而抑知无是事之为凡事之所出乎？可言之理，人人能言之，又安在诗人之言之？可征之事，人人能述之，又安在诗人之述之？必有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遇之于默会意象之表，而理与事无不灿然于前者也。今试举杜甫集中一二名句，为子晰而剖之，以见其概，可乎？
如玄元皇帝庙作『碧瓦初塞外』句，逐字论之：言乎『外』，与内为界也。『初寒』何物，可以内外界乎？将『碧瓦』之外，无『初寒』乎？『寒』者，天地之气也。是气也，尽宇宙之内，无处不充塞；而『碧瓦』独居其『外』，『寒』气独盘踞于『碧瓦』之内乎？『寒』而曰『初』，将严寒或不如是乎？『初寒』无象无形，『碧瓦』有物有质；合虚实而分内外，吾不知其写『碧瓦』乎、写『初寒』乎？写近乎？写远乎？使必以理而实诸事以解之，虽稷下谈天之辩，恐至此亦穷矣。然设身而处当时之境会，觉此五字之情景，恍如天造地设，呈于象、感于目、会于心。意中之言，而口不能言；口能言之，而意又不可解。划然示我以默会想象之表，竟若有内、有外，有寒、有初寒。特借『碧瓦』一实相发之，有中间，有边际，虚实相成，有无互立，取之当前而自得，其理昭然，其事的然也。昔人云：『王维诗中有画。』凡诗可入画者，为诗家能事。如风云雨雪，景象之至虚者，画家无不可绘之于笔；若初寒内外之景色，即董巨复生，恐亦束手搁笔矣。天下惟理事之入神境者，固非庸凡人可摹拟而得也。
又宿左省作『月傍九霄多』句：从来言月者，祇有言圆缺、言明暗、言升沉、言高下，未有言多少者。若俗儒，不曰『月傍九霄明』，则曰『月傍九霄高』。以为景象真而使字切矣。今曰『多』，不知月本来多乎？抑『傍九霄』而始『多』乎？不知月『多』乎？月所照之境『多』乎？有不可名言者。试想当时之情景，非言『明』、言『高』、言『升』可得，而惟此『多』字可以尽括此夜宫殿当前之景象。他人共见之而不能知、不能言，惟甫见而知之、而能言之。其事如是，其理不能不如是也。
又夔州雨湿不得上岸作『晨钟云外湿』句：以『晨钟』为物而『湿』乎？『云外』之物，何啻以万万计？且钟必于寺观，即寺观中，钟之外物亦无算，何独湿钟乎？然为此语者，因闻钟声有触而云然也。声无形，安能湿？钟声入耳而有闻，闻在耳，止能辨其声，安能辨其湿？曰『云外』，是又以目始见云，不见钟，故云『云外』。然此诗为雨湿而作，有云然后有雨，钟为雨湿，则钟在云内，不应云『外』也。斯语也，吾不知其为耳闻耶，为目见耶，为意揣耶？俗儒于此，必曰：『晨钟云外度。』又必曰：『晨钟云外发。』决无下『湿』字者。不知其于隔云见钟，声中闻湿，妙悟天开，从至理实事中领悟，乃得此境界也！
又摩诃池泛舟作『高城秋自落』句：夫『秋』何物，若何而『落』乎？时序有代谢，未闻云『落』也。即『秋』能『落』，何系之以『高城』乎？而曰『高城落』，则『秋』实自『高城』而『落』，理与事俱不可易也。
以上偶举杜集四语，若以俗儒之眼观之，以言乎理，理于何通？以言乎事，事于何有？所谓言语道断，思维路绝，然其中之理，至虚而实，至渺而近，灼然心目之间，殆如鸢飞鱼跃之昭著也。理既昭矣，尚得无其事乎？
古人妙于事理之句，如此极多，姑举此四语，以例其余耳。其更有事所必无者，偶举唐人一二语：如『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似将海水添宫漏』，『春风不度玉门关』，『天若有情天亦老』，『玉颜不及寒鸦色』等句，如此者何止盈千累万！决不能有其事，实为情至之语。夫情必依乎理，情得然后理真。情理交至，事尚不得耶！要之作诗者，实写理事情，可以言言，可以解解，即为俗儒之作。惟不可名言之理，不可施见之事，不可径达之情，则幽渺以为理，想象以为事，惝恍以为情，方为理至事至情至之语。此岂俗儒耳目心思界分中所有哉！则余之为此三语者，非腐也，非僻也，非锢也。得此意而通之，宁独学诗，无适而不可矣。
六、或曰：『先生之论诗，深源于正变盛衰之所以然，不定指在前者为盛，在后者为衰。而谓明二李之论为非，是又以时人之模棱汉魏、貌似盛唐者，熟调陈言，千首一律，为之反复以开其锢习、发其愦蒙。乍闻之，似乎矫枉而过正；徐思之，真膏肓之针砭也。然则学诗者，且置汉魏初盛唐诗勿即寓目，恐从是入手，未免熟调陈言，相因而至，我之心思终于不出也；不若即于唐以后之诗而从事焉，可以发其心思，启其神明，庶不堕蹈袭相似之故辙，可乎？』
余曰：吁，是何言也？余之论诗，谓近代之习，大概斥近而宗远，排变而崇正，为失其中而过其实，故言非在前者之必盛，在后者之必衰。若子之言，将谓后者之居于盛，而前者反居于衰乎？吾见历来之论诗者，必曰：苏李不如三百篇，建安、黄初不如苏李，六朝不如建安、黄初，唐不如六朝。而斥宋者，至谓不仅不如唐，而元又不如宋。惟有明二三作者，高自位置，惟不敢自居于三百篇，而汉、魏、初盛唐居然兼总而有之而不少让。平心而论，斯人也，实汉、魏、唐人之优孟耳。窃以为相似而伪，无宁相异而真，故不必泥前盛后衰为论也。
夫自三百篇而下，三千余年之作者，其间节节相生，如环之不断；如四时之序，衰旺相循而生物、而成物，息息不停，无可或间也。吾前言踵事增华，因时递变，此之谓也。故不读『明』『良』击壤之歌，不知三百篇之工也；不读三百篇，不知汉魏诗之工也；不读汉魏诗，不知六朝诗之工也；不读六朝诗，不知唐诗之工也；不读唐诗，不知宋与元诗之工也。夫惟前者启之，而后者承之而益之；前者创之，而后者因之而广大之。使前者未有是言，则后者亦能如前者之初有是言；前者已有是言，则后者乃能因前者之言而另为他言。总之，后人无前人，何以有其端绪；前人无后人，何以竟其引伸乎？譬诸地之生木然：三百篇则其根，苏李诗则其萌芽由蘖，建安诗则生长至于拱把，六朝诗则有枝叶，唐诗则枝叶垂荫，宋诗则能开花，而木之能事方毕。自宋以后之诗，不过花开而谢、花谢而复开。其节次虽层层积累，变换而出，而必不能不从根柢而生者也。故无根，则由蘖何由生？无由蘗，则拱把何由长？不由拱把，则何自而有枝叶垂荫、而花开花谢乎？若曰：审如是，则有其根斯足矣，凡根之所发，不必问也。且有由蘖及拱把成其为木，斯足矣，其枝叶与花不必问也。则根特蟠于地而具其体耳，由蘖萌芽仅见其形质耳，拱把仅生长而上达耳，而枝叶垂荫、花开花谢可遂以已乎？故止知有根芽者，不知木之全用者也；止知有枝叶与花者，不知木之大本者也。由是言之：诗自三百篇以至于今，此中终始相承相成之故，乃豁然明矣。岂可以臆划而妄断者哉！大抵近时诗人，其过有二：其一奉老生之常谈，袭古来所云忠厚和平、浑朴典雅、陈陈皮肤之语，以为正始在是，元音复振，动以道性情、托比兴为言。其诗也，非庸则腐，非腐则俚。其人且复鼻孔撩天，摇唇振履，面目与心胸殆无处可以位置。此真虎豹之鞟耳！其一好为大言，遗弃一切，掇采字句，抄集韵脚。覩其成篇，句句可划；讽其一句，字字可断。其怪戾则自以为李贺，共浓抹则自以为李商隐，其涩险则自以为皮陆，其抝拙则自以为韩孟。土苴建安，弁髦初盛。后生小子，诧为新奇，竞趋而效之。所云牛鬼蛇神，夔蚿魍魉；揆之风雅之义，风者真不可以风，雅者则已丧其雅，尚可言耶！吾愿学诗者，必从先型以察其源流，识其升降。读三百篇而知其尽美矣，尽善矣，然非今之人所能为；即今之人能为之，而亦无为之之理，终亦不必为之矣。继之而读汉魏之诗，美矣、善矣，今之人庶能为之，而无不可为之；然不必为之，或偶一为之，而不必似之。又继之而读六朝之诗，亦可谓美矣，亦可谓善矣，我可以择而间为之，亦可以恝而置之。又继之而读唐人之诗，尽美尽善矣，我可尽其心以为之，又将变化神明而达之。又继之而读宋之诗、元之诗，美之变而仍美，善之变而仍善矣；吾纵其所如，而无不可为之，可以进退出入而为之。此古今之诗相承之极致，而学诗者循序反复之极致也。
原夫创始作者之人，其兴会所至，每无意而出之，即为可法可则。如三百篇中，里巷歌谣、思妇劳人之吟咏居其半。彼其人非素所诵读讲肄推求而为此也，又非有所研精极思、腐毫辍翰而始得也；情偶至而感，有所感而鸣，斯以为风人之旨，遂适合于圣人之旨而删之为经以垂教。非必谓后之君子，虽诵读讲习，研精极思，求一言之几于此而不能也。乃后之人，颂美、训释三百篇者，每有附会。而于汉、魏、初盛唐亦然，以为后人必不能及。乃其弊之流，且有逆而反之：推崇宋元者，菲薄唐人；节取中、晚者，遗置汉魏。则执其源而遗其流者，固已非矣；得其流而弃其源者，又非之非者乎！然则学诗者，使竟从事于宋、元近代，而置汉、魏、唐人之诗而不问，不亦大乖于诗之旨哉！
外篇（上）
一、五十年前，诗家羣宗嘉、隆七子之学。其学：五古必汉魏，七古及诸体必盛唐。于是以体裁、声调、气象、格力诸法着为定则。作诗者动以数者律之，勿许稍越乎此。又凡使事、用句、用字，亦皆有一成之规，不可以或出入。其所以绳诗者，可谓严矣。惟立说之严，则其途必归于一，其取资之数，皆如有分量以限之，而不得不隘。是何也？以我所制之体，必期合裁于古人；稍不合，则伤于体，而为体有数矣。我启口之调，必期合响于古人；稍不合，则戾于调，而为调有数矣。气象格力无不皆然，则亦俱为有数矣！其使事也，唐以后之事戒勿用，而所使之事有数矣；其用字句也，唐以前未经用之字与句，戒勿用，则所用之字与句亦有数矣。夫其说亦未始非也，然以此有数之则，而欲以限天地景物无尽之藏，并限人耳目心思无穷之取，即优于篇章者，使之连咏三日，其言未有不穷，而不至于重见叠出者寡矣。
夫人之心思，本无涯涘可穷尽、可方体，每患于局而不能摅、扃而不能发；乃故囿之而不使之摅、键之而不使之发，则萎然疲苶，安能见其长乎！故百年之间，守其高曾，不敢改物，熟调肤辞，陈陈相因；而求一轶羣之步，弛跅之材，盖未易遇矣。
于是楚风惩其弊，起而矫之。抹倒体裁、声调、气象、格力诸说，独辟蹊径，而栩栩然自是也。夫必主乎体裁诸说者或失，则固尽抹倒之，而入于琐层、滑稽、隐怪、荆棘之境，以矜其新异，其过殆又甚焉。故楚风倡于一时，究不能入人之深，旋趋而旋弃之者，以其说之益无本也。
近今诗家，知惩七子之习弊，扫其陈熟余派，是矣。然其过：凡声调字句之近乎唐者，一切屏弃而不为，务趋于奥僻，以险怪相尚；目为生新，自负得宋人之髓。几于句似秦碑，字如汉赋。新而近于俚，生而入于涩，真足大败人意。夫厌陈熟者，必趋生新；而厌生新者，则又返趋陈熟。以愚论之：陈熟、生新，不可一偏。必二者相济，于陈中见新，生中得熟，方全其美。若主于一，而彼此交讥，则二俱有过。然则诗家工拙美恶之定评，不在乎此，亦在其人神而明之而已。
二、陈熟、生新，二者于义为对待。对待之义，自太极生两仪以后，无事无物不然：日月、寒暑、昼夜、以及人事之万有——生死、贵贱、贫富、高卑、上下、长短、远近、新旧、大小、香臭、深浅、明暗，种种两端，不可枚举。大约对待之两端，各有美有恶，非美恶有所偏于一者也。其间惟生死、贵贱、贫富、香臭，人皆美生而恶死，美香而恶臭，美富贵而恶贫贱。然逢比之尽忠，死何甞不美；江总之白首，生何甞不恶。幽兰得粪而肥，臭以成美；海木生香则萎，香反为恶。富贵有时而可恶，贫贱有时而见美，尤易以明。即庄生所云『其成也毁，其毁也成』之义。对待之美恶，果有常主乎！生熟、新旧二义，以凡事物参之：器用以商周为宝，是旧胜新；美人以新知为佳，是新胜旧；肉食以熟为美者也，果食以生为美者也。反是则两恶。推之诗，独不然乎？舒写胸襟，发挥景物，境皆独得，意自天成，能令人永言三叹，寻味不穷，忘其为熟，转益见新，无适而不可也。若五内空如，毫无寄托，以剿袭浮辞为熟，搜寻险怪为生，均为风雅所摈。论文亦有顺、逆二义，并可与此参观发明矣。
三、诗家之规则不一端，而曰体格、曰声调，恒为先务，论诗者所谓总持门也。诗家之能事不一端，而曰苍老、曰波澜，目为到家，评诗者所谓造诣境也。以愚论之：体格、声调与苍老、波澜，何甞非诗家要言妙义！然而此数者，其实皆诗之文也，非诗之质也；所以相诗之皮也，非所以相诗之骨也。试一一论之。
言乎体格：譬之于造器，体是其制，格是其形也。将造是器，得般倕运斤、公输挥削，器成而肖形合制，无毫发遗憾，体格则至美矣；乃按其质，则枯木朽株也，可以为美乎？此必不然者矣。夫枯木朽株之质，般输必且束手，而器亦乌能成。然则欲般输之得展其技，必先具有木兰、文杏之材也；而器之体格，方有所托以见也。
言乎声调：声则宫商叶韵，调则高下得宜，而中乎律吕，铿锵乎听闻也。请以今时俗乐之度曲者譬之。度曲者之声调，先研精于平仄阴阳。其吐昔也，分唇鼻齿腭开闭撮抵诸法，而曼以笙箫，严以鼙鼓，节以头腰截板，所争在渺忽之间。其于声调，可谓至矣。然必须其人之发于喉、吐于口之音以为之质，然后其声绕梁，其调遏云，乃为美也。使其发于喉者哑然，出于口者飒然，高之则如蝉，抑之则如蚓，吞吐如振车之铎，收纳如鸣窌之牛；而按其律吕，则于平仄阴阳唇鼻齿腭开闭撮抵诸法，毫无一爽，曲终而无几微愧色。其声调是也，而声调之所丽焉以为传者，则非也。则徒恃声调以为美，可乎？
以言乎苍老：凡物必由稚而壮，渐至于苍且老，各有其候，非一于苍老也。且苍老必因乎其质，非凡物可以苍老概也。即如植物，必松柏而后可言苍老。松柏之为物，不必尽干霄百尺，即寻丈楹槛间，其鳞鬣夭矫，具有凌云盘石之姿。此苍老所由然也。苟无松柏之劲质，而百卉凡材，彼苍老何所凭借以见乎？必不然矣。又如波澜之义，风与水相遭成文而见者也。大之则江湖，小之则池沼，微风鼓动而为波为澜，此天地间自然之文也。然必水之质，空虚明净，坎止流行，而后波澜生焉，方美观耳。若污莱之潴，溷厕之沟渎，遇风而动，其波澜亦犹是也；但扬其秽，曾是云美乎？然则波澜非能自为美也，有江湖池沼之水以为之地，而后波澜为美也。
由是言之，之数者皆必有质焉以为之先者也。彼诗家之体格、声调、苍老、波澜，为规则、为能事，固然矣；然必其人具有诗之性情、诗之才调、诗之胸怀、诗之见解以为其质。如赋形之有骨焉，而以诸法傅而出之；犹素之受绘，有所受之地，而后可一一增加焉。故体格、声调、苍老、波澜，不可谓为文也，有待于质焉，则不得不谓之文也；不可谓为皮之相也，有待于骨焉，则不得不谓之皮相也。吾故告善学诗者，必先从事于『格物』，而以识充其才，则质具而骨立，而以诸家之论优游以文之，则无不得，而免于皮相之讥矣。
四、虞书称『诗言志』。志也者，训诂为『心之所之』，在释氏，所谓『种子』也。志之发端，虽有高卑、大小、远近之不同，然有是志，而以我所云才、识、胆、力四语充之，则其仰观俯察、遇物触景之会，勃然而兴，旁见侧出，才气心思，溢于笔墨之外。志高则其言洁，志大则其辞弘，志远则其旨永。如是者，其诗必传，正不必斤斤争工拙于一字一句之间。乃俗儒欲炫其长以鸣于世，于词组只字，辄攻瑕索疵，指为何出；稍不胜，则又援前人以证。不知读古人书，欲著作以垂后世，贵得古人大意；词组只字稍不合，无害也。必欲求其瑕疵，则古今惟吾夫子可免。孟子七篇，欲加之辞，岂无微有可议者？孟子引诗书，字句恒有错误，岂为子舆氏病乎？诗圣推杜甫，若索其瑕疵而文致之，政自不少，终何损乎杜诗？俗儒于杜，则不敢难；若今人为之，则喧呶不休矣。今偶录杜句，请正之俗儒，然乎否乎？如：『自是秦楼压郑谷。』[俗儒必曰：『秦楼』与『郑谷』不相属，『压郑谷』何出？]『愚公谷口村。』[必曰：愚公，谷也，从无『村』字，押韵杜撰。]『参军旧紫髯。』[必曰：止有髯参军，紫髯另是一人，杜撰牵合。]『河陇降王欵圣朝。』[必曰：『降』则『欵』矣，『欵』则『降』矣，字眼重出，凑句。]『王纲尚旒缀。』[必曰：缀旒倒用，何出？]『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襃妲。』[必曰：褒妲是殷周，与夏无涉。遗却周，错误甚。]『前军苏武节，左将吕虔刀。』[必曰：苏武前军乎？吕虔左将乎？]『第五桥边流恨水，皇陂亭北结愁亭。』[必曰：『恨水』、『愁亭』何出？牵『桥』『陂』，尤杜撰。]『苏武看羊陷贼庭。』[必曰：改『牧』作『看』，又『贼庭』俱错。]『但讶鹿皮翁，忘机对芳草。』[必曰：鹿皮翁『对芳草』事，何出？]『旧谙疎懒叔。』[必曰：懒是嵇康，牵阮家不上。]『囚梁亦固扃。』[『固扃』押韵，何出？]『历下辞姜被，关西得孟邻。』[必曰：姜被、孟邻，岂历下、关西事耶？]『处士祢衡俊。』[必曰：祢衡称『俊』，何出？]『斩木火井穷猿呼。』[必曰：『斩木』一事，『火井』一事，『穷猿呼』一事，硬牵合。]『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必曰：言『片云』、言『天』、言『永夜』、言『月』、言『落日』、言『秋风』，二十字中，重见叠出，无法之甚。]『永负蒿里饯。』[必曰：『蒿里饯』何出？]『不见杏亶丈。』[必曰：函丈耶？可单用丈字耶？抑指称孔子耶？]『侍祠恧先露。』[必曰：『恧先露』不成文，费解。]『泾渭开愁容。』[必曰：泾渭亦有『愁容』耶？]『气劘屈贾垒，目短曹刘墙。』[必曰：『屈贾垒、曹刘墙』何出？]『管寜纱帽净。』[必曰：改『皂』为『纱』，取叶平仄，杜撰。]『潘生骖阁远。』[必曰：散骑省曰『骖阁』，有出否？]『豺遘哀登楚。』[必曰：王粲七哀诗『豺虎方遘患』，登荆州楼五字何异『蛙翻白出阔』耶？]『楚星南天黑，蜀月西雾重。』[必曰：『楚星』、『蜀月』、『西雾』何出？]『孔子释氏亲抱送。』[必曰：杜撰，俗极。]『倾银注玉惊人眼。』[必曰：银瓶邪？玉盌耶？杜撰，不成文，且俗。]『郭振起通泉。』[必曰：郭元振去『元』字，何据？]『严家聚德星。』[必曰：简严遂州以『聚德星』属严家，则一部千家姓家家可聚德星矣。]『把文惊小陆。』[必曰：小陆何人耶？若指陆云，何出？]『师伯集所使。』[必曰：据注，雨师、风伯也，杜撰极。]『先儒曾抱麟。』[必曰：即泣麟耶？『抱』字何出？]『修文将管辂。』[必曰：『修文』非管辂事。]『莫徭射雁鸣桑弓。』[必曰：『桑弧』曰『桑弓』，有出否？]『悠悠伏枕左书空。』[必曰：『左』字何解？]『只同燕石能星殒。』[必曰：陨石也，称『燕石』何出？]『凉忆岘山颠。』[必曰：岘山之『凉』有出乎？]『名参汉望苑。』[必曰：博望苑去『博』字，何出？]『冯招疾病缠。』[必曰：左思诗『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曰『冯招』可乎？以疾病属冯，尤无谓。]『韦经亚相传。』[必曰：韦玄成称『亚相』，有出否？]『舌存耻作穷途哭。』[必曰：不是一事，牵合。]『投阁为刘歆。』[必曰：刘歆子棻事，借叶韵可乎？]『嫌疑陆贾装。』[必曰：马援薏苡嫌疑，陆贾装有何嫌疑乎？]『谷贵没潜夫。』[必曰：王符以谷贵没乎？]以上偶录杜句，余代俗儒一一为之评驳。其它若此者甚多，亦何累乎杜哉！今有人，其诗能一一无是累，而通体庸俗浅薄，无一善，亦安用有此诗哉？故不观其高者、大者、远者，动摘字句，刻画评驳，将使从事风雅者，惟谨守老生常谈为不刊之律，但求免于过，斯足矣，使人展卷，有何意味乎？而俗儒又恐其说之不足以胜也，于是遁于考订证据之学，骄人以所不知，而矜其博。此乃学究所为耳！千古作者心胸，岂容有此等铢两琐层哉！司马迁作史记，往往改窜六经文句，后世无有非之者，以其所就者大也。然余为此言，非教人杜撰也。如杜此等句，本无可疵。今人惑于盲瞀之说，而以杜之所为无害者，反严以绳人，于是诗亡，而诗才亦且亡矣。余故论而明之。诗之工拙，必不在是，可无惑之。
五、杜句之无害者，俗儒反严以绳人，必且曰：『在杜则可，在他人则不可。』斯言也，固大戾乎诗人之旨者也。夫立德与立言，事异而理同。立德者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乃以诗立言者，则自视与杜截然为二，何为者哉？将以杜为不可学邪？置其媺之可而不能学，因置其瑕之不可而不敢学，仅自居于调停之中道，其志已陋，其才已卑，为风雅中无是无非之乡愿，可哀也！将以杜为不足学邪？则以可者仅许杜而不愿学，而以不可者听之于杜而如不屑学，为风雅中无知无识之冥顽，益可哀已！然则『在杜则可，在他人则不可』之言，舍此两端，无有是处。是其人既不能反而得之于心，而妄以古人为可不可之论，不亦大过乎！
六、『作诗者在抒写性情』。此语夫人能知之，夫人能言之，而未尽夫人能然之者矣。『作诗有性情必有面目』。此不但未尽夫人能然之，并未尽夫人能知之而言之者也。如杜甫之诗，随举其一篇，篇举其一句，无处不可见其忧国爱君，悯时伤乱，遭颠沛而不苟，处穷约而不滥，崎岖兵戈盗贼之地，而以山川景物友朋杯酒抒愤陶情：此杜甫之面目也。我一读之，甫之面目跃然于前。读其诗一日，一日与之对；读其诗终身，日日与之对也。故可慕可乐而可敬也。举韩愈之一篇一句，无处不可见其骨相棱嶒，俯视一切：进则不能容于朝，退又不肯独善于野，疾恶甚严，爱才若渴：此韩愈之面目也。举苏轼之一篇一句，无处不可见其凌空如天马，游戏如飞仙，风流儒雅，无入不得，好善而乐与，嬉笑怒骂，四时之气皆备：此苏轼之面目也。此外诸大家，虽所就各有差别，而面目无不于诗见之。其中有全见者，有半见者。如陶潜、李白之诗，皆全见面目。王维，五言则面目见，七言则面目不见。此外面目可见不可见，分数多寡，各各不同，然未有全不可见者。读古人诗，以此推之，无不得也。余甞于近代一二闻人，展其诗卷，自始自终，亦未甞不工；乃读之数过，卒未能覩其面目何若，窃不敢谓作者如是也。
七、杜甫之诗独冠今古。此外上下千余年，作者代有，惟韩愈、苏轼，其才力能与甫抗衡，鼎立为三。韩诗无一字犹人，如太华削成，不可攀跻。若俗儒论之，摘其杜撰，十且五六，辄摇唇鼓舌矣。苏诗包罗万象，鄙谚小说，无不可用。譬之铜铁铅锡，一经其陶铸，皆成精金。庸夫俗子，安能窥其涯涘？并有未见苏诗一斑，公然肆其讥弹，亦可哀也！韩诗用旧事而间以己意易以新字者，苏诗常一句中用两事三事者，非骋博也，力大故无所不举。然此皆本于杜。细览杜诗，知非韩苏创为之也。必谓一句止许用一事——如七律一句，上四字与下三字，总现成写此一事，亦非谓不可；若定律如此，是记事册，非自我作诗也。诗而曰『作』，须有我之神明在内，如用兵然。孙吴成法，懦夫守之不变，其能长胜者寡矣；驱市人而战，出奇制胜，未甞不愈于教习之师。故以我之神明役字句，以我所役之字句使事，知此，方许读韩苏之诗。不然，直使古人之事，虽形体眉目悉具，直如刍狗，略无生气，何足取也！
八、诗是心声，不可违心而出，亦不能违心而出。功名之士，决不能为泉石淡泊之音；轻浮之子，必不能为敦庞大雅之响。故陶潜多素心之语，李白有遗世之句，杜甫兴『广厦万间』之愿，苏轼师『四海弟昆』之言。凡如此类，皆应声而出。其心如日月，其诗如日月之光。随其光之所至，即日月见焉。故每诗以人见，人又以诗见。使其人其心不然，勉强造作，而为欺人欺世之语；能欺一人一时，决不能欺天下后世。究之阅其全帙，其陋必呈。其人既陋，其气必苶，安能振其辞乎？故不取诸中心而浮慕著作，必无是理也。
九、古人之诗，必有古人之品量。其诗百代者，品量亦百代。古人之品量，见之古人之居心；其所居之心，即古盛世贤宰相之心也。宰相所有事，经纶宰制，无所不急，而必以乐善、爱才为首务。无毫发媢嫉忌忮之心，方为真宰相。百代之诗人亦然。如高适、岑参之才，远逊于杜；观甫赠寄高岑诸作，极其推崇赞叹。孟郊之才，不及韩愈远甚，而愈推高郊，至『低头拜东野，愿郊为龙身为云，四方上下逐东野』。卢仝、贾岛、张籍等诸人，其人地与才，愈俱十百之，而愈一一为之叹赏推美。史称其『奖借后辈，称荐公卿间，寒暑不避』。欧阳修于诗，极推重梅尧臣、苏舜钦。苏轼于黄庭坚、秦观、张耒等诸人，皆爱之如己，所以好之者无不至。盖自有天地以来，文章之能事，萃于此数人，决无更有胜之而出其上者；及观其乐善爱才之心，竟若欿然不自足。此其中怀阔大，天下之才皆其才，而何媢嫉忌忮之有？不然者，自炫一长，自矜一得，而惟恐有一人之出其上，又惟恐人之议己，日以攻击诋毁其类为事：此其中怀狭隘，即有著作，如其心术，尚堪垂后乎？昔人惟沈约闻人一善，如万箭攒心，而约之所就，亦何足云！是犹以李林甫、卢杞之居心，而欲博贤宰相之名，使天下后世称之，亦事理所必无者尔。
一〇、诗之亡也，亡于好名。没世无称，君子羞之，好名宜亟亟矣。窃怪夫好名者，非好垂后之名，而好目前之名。目前之名，必先工邀誉之学，得居高而呼者倡誉之，而后从风者羣和之，以为得风气。于是风雅笔墨，不求之古人，专求之今人，以为迎合。其为诗也，连卷累帙，不过等之揖让周旋、羔雁筐篚之具而已矣！及闻其论，则亦盛言三百篇、言汉、言唐、言宋，而进退是非之，居然当代之诗人，而诗亡矣。
一一、诗之亡也，又亡于好利。夫诗之盛也，敦实学以崇虚名；其衰也，媒虚名以网厚实。于是以风雅坛坫为居奇，以交游朋盍为牙市，是非淆而品格滥，诗道杂而多端，而友朋切劘之义，因之而衰矣。昔人言『诗穷而后工』，然则诗岂救穷者乎！斯二者，好名实兼乎利，好利遂至不惜其名。夫『三不朽』，诗亦『立言』之一，奈何以之为垄断名利之区？不但有愧古人，其亦反而问之自有之性情可矣！
一二、诗道之不能长振也，由于古今人之诗评杂而无章、纷而不一。六朝之诗，大约沿袭字句，无特立大家之才。其时评诗而着为文者，如锺嵘、如刘勰，其言不过吞吐抑扬，不能持论。然嵘之言曰：『迩来作者，竞须新事，牵挛补衲，蠹文已甚。』斯言为能中当时、后世好新之弊。勰之言曰：『沈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斯言为能探得本原。此二语外，两人亦无所能为论也。他如汤惠休『初日芙蓉』、沈约『弹丸脱手』之言，差可引伸，然俱属一斑之见，终非大家体段。其余皆影响附和，沈沦习气，不足道也。
唐宋以来诸评诗者，或概论风气，或指论一人，一篇一语，单辞复句，不可殚数。共间有合有离，有得有失。如皎然曰：『作者须知复变；若惟复不变，则陷于相似，置古集中，视之眩目，何异宋人以燕石为璞。』刘禹锡曰：『工生于才，达生于识，二者相为用而诗道备。』李德裕曰：『譬如日月，终古常见，而光景常新。』皮日休曰：『才犹天地之气，分为四时，景色各异；人之才变，岂异于是？』以上数则语，足以启蒙砭俗，异于诸家悠悠之论，而合于诗人之旨为得之。其余非戾则腐，如聋如瞶不少。而最厌于听闻、锢蔽学者耳目心思者，则严羽、高棅、刘辰翁及李攀龙诸人是也。羽之言曰：『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意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若自退屈，即有下劣诗魔，入其肺腑。』夫羽言学诗须识，是矣。既有识，则当以汉、魏、六朝、全唐及宋之诗，悉陈于前，彼必自能知所决择、知所依归，所谓信手拈来，无不是道。若云汉、魏、盛唐，则五尺童子，三家村塾师之学诗者，亦熟于听闻、得于授受久矣。此如康庄之路，众所羣趋，即瞽者亦能相随而行，何待有识而方知乎？吾以为若无识，则一一步趋汉、魏、盛唐，而无处不是诗魔；苟有识，即不步趋汉、魏、盛唐，而诗魔悉是智慧，仍不害于汉、魏、盛唐也。羽之言何其谬戾而意且矛盾也！彼棅与辰翁之言，大率类是；而辰翁益觉惝恍无切实处。诗道之不振，此三人与有过焉。至于明之论诗者，无虑百十家。而李梦阳、何景明之徒，自以为得其正而实偏，得其中而实不及，大约不能远出于前三人之窠臼。而李攀龙益又甚焉。王世贞诗评甚多，虽祖述前人之口吻，而掇拾其皮毛，然间有大合处。如云：『剽窃摹拟，诗之大病，割缀古语，痕迹宛然，斯丑已极。是病也，莫甚于李攀龙。』世贞生平推重服膺攀龙，可谓极至，而此语切中攀龙之隐，昌言不讳。乃知当日之互为推重者，徒以虚声倡和，藉相倚以压倒众人；而此心之明，自不可掩耳。
夫自汤惠休以『初日芙蓉』拟谢诗，后世评诗者，祖其语意，动以某人之诗如某某：或人、或神仙、或事、或动植物，造为工丽之辞，而以某某人之诗一一分而如之。泛而不附，缛而不切，未甞会于心、格于物，徒取以为谈资，与某某之诗何与？明人递习成风，其流愈盛。自以为兼总诸家，而以要言评次之，不亦可哂乎！我故曰：历来之评诗者，杂而无章，纷而不一，诗道之不能常振于古今者，其以是故欤！
外篇（下）
一、三百篇如三皇五帝，虽法制多有未备，然所以为君而治天下之道，无能外此者矣。汉魏诗如三王，已有质文治具，焕然耳目，然犹未能穷尽事物之变。自此以后，作者代兴，极其所至，如汉祖唐宗，功业炳耀，其名王，其实则霸。虽后人之才，或逊于前人，然汉唐之天下，使以三王之治治之，不但不得王，并且失霸。故后代之诗，为王则不传，为霸则传。汉祖唐宗之规模，而以齐桓晋文之才与术用之，业成而俨然王矣。知此，方可登作者之坛，绍前哲、垂后世。若徒窃汉唐之规模，而无桓文之才术，欲自雄于世，此宋襄之一战而败，身死名灭，为天下笑也。
二、汉魏之诗，如画家之落墨于太虚中，初见形象。一幅绢素，度其长短、阔狭，先定规模；而远近浓淡，层次脱卸，俱未分明。六朝之诗，始知烘染设色，微分浓淡；而远近层次，尚在形似意想间，犹未显然分明也。盛唐之诗，浓淡远近层次，方一一分明，能事大备。宋诗则能事益精，诸法变化，非浓淡、远近、层次所得而该，刻画掉换，无所不极。
又甞谓汉魏诗不可论工拙，其工处乃在拙，其拙处乃见工，当以观商周尊彝之法观之。六朝之诗，工居十六七，拙居十三四；工处见长，拙处见短。唐诗诸大家、名家，始可言工；若拙者则竟全拙，不堪寓目。宋诗在工拙之外：其工处固有意求工，拙处亦有意为拙；若以工拙上下之，宋人不受也。此古今诗工拙之分剂也。
又汉魏诗，如初架屋，栋梁柱础，门户已具，而窗棂楹槛等项，犹未能一一全备，但树栋宇之形制而已。六朝诗始有牕棂楹槛屏蔽开阖。唐诗则于屋中设帐帏床榻器用诸物，而加丹垩雕刻之工。宋诗则制度益精，室中陈设，种种玩好，无所不蓄。大抵屋宇初建，虽未备物，而规模弘敞，大则宫殿，小亦厅堂也。递次而降，虽无制不全，无物不具，然规模或如曲房奥室，极足赏心；而冠冕阔大，逊于广厦矣。夫岂前后人之必相远哉！运会世变使然，非人力之所能为也，天也。
三、六朝诗家，惟陶潜、谢灵运、谢朓三人最杰出，可以鼎立。三家之诗不相谋：陶潜澹远，灵运警秀，朓高华。各辟境界、开生面，其名句无人能道。左思、鲍照次之。思与照亦各自开生面，余子不能望其肩项。最下者潘安、沈约，几无一首一语可取，诗如其人之品也。齐梁骈丽之习，人人自矜其长；然以数人之作相混一处，不复辨其为谁，千首一律，不知长在何处。其时脍炙之句，如『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疎』，『亭皐木叶下，陇首秋云飞』等语，本色无奇，亦何足艳称也！
四、谢灵运高自位置，而推曹植之才独得八斗，殊不可解。植诗独美女篇可为汉魏压卷，箜篌引次之，余者语意俱平，无警绝处。美女篇意致幽眇，含蓄隽永，音节韵度，皆有天然姿态，层层摇曳而出，使人不可髣髴端倪，固是空千古绝作。后人惟杜甫新婚别可以伯仲，此外谁能学步。灵运以八斗归之，或在是欤？若灵运名篇，较植他作，固已优矣，而自逊处一斗，何也？
五、陶潜胸次浩然，吐弃人间一切，故其诗俱不从人间得。诗家之方外，别有三昧也。游方以内者，不可学；学之犹章甫而适越也。唐人学之者，如储光羲、如韦应物。韦既不如陶，储虽在韦前，又不如韦。总之，俱不能有陶之胸次故也。
六、六朝诸名家，各有一长，俱非全璧。鲍照、庚信之诗，杜甫以『清新、俊逸』归之，似能出乎类者。究之拘方以内，画于习气，而不能变通。然渐辟唐人之户牖，而启其手眼，不可谓庾不为之先也。
七、沈约云：『好诗圆转如弹丸。』斯言虽未尽然，然亦有所得处。约能言之，及观其诗，竟无一首能践斯言者，何也？约诗惟『勿言一樽酒，明日难重持』二语稍佳，余俱无可取。又约郊居赋初无长处，而自矜其『雌霓连蜷』数语，谓王筠曰：『知音者稀，真赏殆绝，仆所相邀，在此数语。』数语有何意味，而自矜若此？约之才思，于此可推。乃为音韵之宗，以四声八病、叠韵双声等法，约束千秋风雅，亦何为也！
八、李白天才自然，出类拔萃。然千古与杜甫齐名，则犹有间。盖白之得此者，非以才得之，乃以气得之也。从来节义、勋业、文章，皆得于天，而足于己。然其间亦岂能无分剂？虽所得或未至十分，苟有气以鼓之，如弓之括力至引满，自可无坚不摧，此在彀率之外者也。如白清平调三首，亦平平宫艳体耳，然贵妃捧砚、力士脱靴，无论懦夫于此，战栗趦趄万状；秦舞阳壮士，不能不色变于秦皇殿上，则气未有不先馁者，宁暇见其才乎！观白挥洒万乘之前，无异长安市上醉眠时，此何如气也！大之即舜禹之巍巍不与，立勋业可以鹰扬牧野，尽节义能为逢比碎首。立言而为文章，韩愈所言『光焰万丈』，此正言文章之气也。气之所用不同，用于一事则一事立极，推之万事，无不可以立极。故白得与甫齐名者，非才为之，而气为之也。历观千古诗人，有大名者，舍白之外，孰能有是气者乎！
九、盛唐大家，称高、岑、王、孟。高岑相似，而高为稍优；孟则大不如王矣。高七古为胜，时见沉雄，时见冲澹，不一色。其沉雄直不减杜甫。岑七古间有杰句，苦无全篇；且起结意调，往往相同，不见手笔。高岑五七律相似，遂为后人应酬活套作俑。如高七律一首中，叠用巫峡啼猿、衡阳归雁、青枫江、白帝城；岑一首中叠用云随马、雨洗兵、花迎盖、柳拂旌，四语一意。岑五律如此尤多。后人行笈中携广舆记一部，遂可吟咏徧九州岛，实高岑启之也。总之以月白、风清、鸟啼、花落等字，装上地头一名目，则一首诗成，可以活板印就也。王维五律最出色，七古最无味；孟浩然诸体，似乎澹远，然无缥缈幽深思致，如画家写意，墨气都无。苏轼谓『浩然韵高而才短，如造内法酒手，而无材料』，诚为知言。后人胸无才思，易于冲口而出，孟开其端也。总而论之，高七古，王五律，可无遗议矣。
一〇、王世贞曰：『十首以前，少陵较难入；百首以后，青莲较易厌。』斯言以蔽李杜，而轩轾自见矣。以此推之，世有阅至终卷皆难入、纔读一篇即厌者，其过惟均。究之难入者可加工，而即厌者终难药也。
一一、白居易诗，传为『老妪可晓』。余谓此言亦未尽然。今观其集，矢口而出者固多，苏轼谓其『局于浅切，又不能变风操，故读之易厌』。夫白之易厌，更甚于李；然有作意处，寄托深远。如重赋、不致仕、伤友、伤宅等篇，言浅而深，意微而显，此风人之能事也。至五言排律，属对精紧，使事严切，章法变化中条理井然，读之使人惟恐其竟，杜甫后不多得者。人每易视白，则失之矣。元稹作意胜于白，不及白舂容暇豫。白俚俗处而雅亦在其中，终非庸近可拟。二人同时得盛名，必有其实，俱未可轻议也。
一二、李贺鬼才，其造语入险，正如苍颉造字，可使鬼夜哭。王世贞曰：『长吉师心，故尔作怪，有出人意表；然奇过则凡，老过则稚，所谓不可无一，不可有二。』余甞谓世贞评诗，有极切当者，非同时诸家可比。『奇过则凡』一语，尤为学李贺者下一痛砭也。
一三、论者谓『晚唐之诗，其音衰飒』。然衰飒之论，晚唐不辞；若以衰飒为贬，晚唐不受也。夫天有四时，四时有春秋。春气滋生，秋气肃杀。滋生则敷荣，肃杀则衰飒。气之候不同，非气有优劣也。使气有优劣，春与秋亦有优劣乎？故衰飒以为气，秋气也；衰飒以为声，商声也。俱天地之出于自然者，不可以为贬也。又盛唐之诗，春花也，桃李之秾华，牡丹芍药之妍艳，共品华美贵重，略无寒瘦俭薄之态，固足美也。晚唐之诗，秋花也，江上之芙蓉，篱边之丛菊，极幽艳晚香之韵，可不为美乎？夫一字之褒贬以定其评，固当详其本末；奈何不察而以辞加人，又从而为之贬乎！则执盛与晚之见者，即其论以剖明之，当亦无烦辞说之纷纷也已。
一四、开宋诗一代之面目者，始于梅尧臣、苏舜钦二人。自汉魏至晚唐，诗虽递变，皆递留不尽之意。即晚唐犹存余地，读罢掩卷，犹令人属思久之。自梅苏变尽『昆体』，独创生新，必辞尽于言，言尽于意，发挥铺写，曲折层累以赴之，竭尽乃止。才人伎俩，腾踔六合之内，纵其所如，无不可者。然含蓄渟泓之意，亦少衰矣。欧阳修极服膺二子之诗，然欧诗颇异于是。以二子视欧阳，其有『狂』与『狷』之分乎！
一五、古今诗集，多者或数千首，少者或千首，或数百首。若一集中首首俱佳，并无优劣，其诗必不传。又除律诗外，若五七言古风长篇，句句俱佳，并无优劣，其诗亦必不传。即如杜集中，其率意之作，伤于俚俗率直者颇有。开卷数首中，如为南曹小司寇作『惟南将献寿，佳气日氤氲』等句，岂非累作乎？又如丹青引，真绝作矣，其中『学书须学卫夫人，但恨无过王右军』，岂非累句乎？譬之于水，一泓澄然，无纤翳微尘，莹净彻底，清则清矣，此不过涧沚潭沼之积耳，非易竭，即易腐败，不可久也。若大海之水，长风鼓浪，扬泥沙而舞怪物，灵蠢毕汇，终古如斯，此海之大也。百川欲不朝宗，得乎？
一六、诗文集务多者，必不佳。古人不朽可传之作，正不在多。苏李数篇，自可千古。后人渐以多为贵，元白长庆集实始滥觞。其中颓唐俚俗，十居六七。若去其六七，所存二三，皆卓然名作也。宋人富于诗者，莫过于杨万里、周必大。此两人作，几无一首一句可采。陆游集佳处固多，而率意无味者更倍。由此以观，亦安用多也！王世贞亦务多者，觅其佳处，昔人云『排沙简金，尚有宝可见』。至利瓦伊桢、文翔凤诸集，动百卷外，益『彼哉』不足言矣！
一七、作诗文有意逞博，便非佳处。犹主人勉强徧处请生客，客虽满坐’主人无自在受用处。多读古人书，多见古人，犹主人启户，客自到门，自然宾主水乳，究不知谁主谁宾。此是真读书人，真作手。若有意逞博，搦管时翻书抽帙，搜求新事、新字句，以此炫长，此贫儿称贷营生，终非己物，徒见蹴踖耳。
一八、应酬诗有时亦不得不作。虽是客料生活，然须见是我去应酬他，不是人人可将去应酬他者。如此，便于客中见主，不失自家体段，自然有性有情，非幕下客及捉刀人所得代为也。每见时人，一部集中，应酬居什九有余，他作居什一不足。以题张集，以诗张题，而我丧我久矣。不知是其人之诗乎？抑他人之诗乎？若惩噎而废食，尽去应酬诗不作，而卒不可去也。须知题是应酬，诗自我作，思过半矣。
一九、游览诗切不可作应酬山水语。如一幅画图，名手各各自有笔法，不可错杂；又名山五岳，亦各各自有性情气象，不可移换。作诗者以此二种心法，默契神会，又须步步不可忘我是游山人，然后山水之性情气象、种种状貌、变态影响，皆从我目所见、耳所听、足所履而出，是之谓游览。且天地之生是山水也，共幽远奇险，天地亦不能自剖其妙；自有此人之耳目手足一历之，而山水之妙始泄：如此方无愧于游览，方无愧乎游览之诗。
二〇、何景明与李梦阳书，纵论历代之诗而上下是非之。其规梦阳也，则曰：『近诗以盛唐为尚。宋人似苍老而实疎卤，元人似秀俊而实浅俗。今仆诗不免元习；而空同近作，间入于宋。』夫尊初、盛唐而严斥宋元者，何李之坛坫也，自当无一字一句入宋元界分上。乃景明之言如此，岂阳斥之而阴窃之，阳尊之而阴离之邪？且李不读唐以后书，何得有宋诗入其目中而似之邪？将未甞寓目，自为遥契脗合，则此心此理之同，其又可尽非邪？既已似宋，则自知之明且不有，何妄进退前人邪？其故不可解也。窃以为李之斥唐以后之作者，非能深入其人之心，而洞伐其髓也；亦仅髣髴皮毛形似之间，但欲高自位置，以立门户，压倒唐以后作者。而不知已饮食之，而役隶于其家矣。李与何彼唱予和，互相标榜，而其言如此，亦见诚之不可揜也。由是言之，则凡好为高论大言，故作欺人之语，而终不可以自欺也夫！
二一、从来论诗者，大约伸唐而绌宋。有谓『唐人以诗为诗，主性情，于三百篇为近；宋人以文为诗，主议论，于三百篇为远』。何言之谬也！唐人诗有议论者，杜甫是也。杜五言古，议论尤多。长篇如赴奉先县咏怀、北征及八哀等作，何首无议论？而以议论归宋人，何欤？彼先不知何者是议论，何者为非议论，而妄分时代邪？且三百篇中，二雅为议论者，正自不少。彼先不知三百篇，安能知后人之诗也！如言宋人以文为诗，则李白乐府长短句，何甞非文。杜甫前、后出塞及潼关吏等篇，其中岂无似文之句？为此言者，不但未见宋诗，并未见唐诗。村学究道听耳食，窃一言以诧新奇，此等之论是也。
二二、五古汉魏无转韵者。至晋以后渐多。唐时五古长篇，大都转韵矣。惟杜甫五古，终集无转韵者。毕竟以不转韵者为得。韩愈亦然。如杜北征等篇，若一转韵，首尾便觉索然无味。且转韵便似另为一首，而气不属矣。五言乐府，或数句一转韵，或四句一转韵，此又不可泥。乐府被管弦，自有音节，于转韵见宛转相生层次之妙。若写怀、投赠之作，自宜一韵，方见首尾联属。宋人五古，不转韵者多，为得之。
二三、七古终篇一韵，唐初绝少，盛唐间有之。杜则十有二三，韩则十居八九。逮于宋，七古不转韵者益多。初唐四句一转韵，转必蝉联双承而下，此犹是古乐府体。何景明称其『音韵可歌』，此言得之而实非。七古即景即物，正格也。盛唐七古，始能变化错综。盖七古，直叙则无生动波澜，如平芜一望；纵横则错乱无条贯，如一屋散钱。有意作起伏照应，仍失之板；无意信手出之，又苦无章法矣。此七古之难，难尤在转韵也。若终篇一韵，全在笔力能举之，藏直叙于纵横中，既不患错乱，又不觉其平芜，似较转韵差易。韩之才无所不可，而为此者，避虚而走实，任力而木任巧，实启其易也。至如杜之哀王孙，终篇一韵，变化波澜，层层掉换，竟似逐段换韵者。七古能事，至斯已极，非学者所易步趋耳。
二四、燕歌行学『柏梁体』。七言句句叶韵不转，此乐府体则可耳。后人作七古，亦间用此体，节促而意短，通篇竟似凑句，毫无意味，可勿效也。二句一转韵，亦觉局促。大约七古转韵，多寡长短，须行所不得不行，转所不得不转，方是匠心经营处。若曰：『柏梁体』并非乐府，何不可效为之？『柏梁体』是众手攒为之耳，出于一手，岂亦如各人之自写一句乎？必以为古而效之，是以虞廷『喜』『起』之歌，律今日诗也。
二五、杜甫七言长篇，变化神妙，极惨淡经营之奇。就赠曹将军丹青引一篇论之：起手『将军魏武之子孙』四句，如天半奇峰，拔地陡起。他人于此下便欲接『丹青』等语，用转韵矣。忽接『学书』二句，又接『老至』『浮云』二句，却不转韵，诵之殊觉缓而无谓。然一起奇峰高插，使又连一峰，将来如何撒手？故即跌下陂陀，沙砾石确，使人褰裳委步，无可盘桓。故作画蛇添足，拖沓迤径，是遥望中峰地步。接『开元引见』二句，方转入曹将军正面。他人于此下，又便写御马『玉花骢』矣。接『凌烟』『下笔』二句：盖将军丹青是主，先以学书作宾；转韵画马是主，又先以画功臣作宾。章法经营，极奇而整。此下似宜急转韵入画马。又不转韵，接『良相』『猛士』四句，宾中之宾，益觉无谓。不知其层次养局，故纡折其途，以渐升极高极峻处，令人目前忽划然天开也。至此方入画马正面，一韵八句，连峯互映，万笏凌霄，是中峰绝顶处。转韵接『玉花』『御榻』四句，峯势稍平，蛇蟺游衍出之。忽接『弟子韩干』四句。他人于此必转韵，更将韩干作排场。仍不转韵，以韩干作找足语。盖此处不当更以宾作排场，重复掩主，便失体段。然后永叹将军善画，包罗收拾，以感慨系之篇终焉。章法如此，极森严，极整暇。余论作诗者，不必言法；而言此篇之法如是，何也？不知杜此等篇，得之于心，应之于手，有化工而无人力，如夫子从心不踰之矩，可得以教人否乎！使学者首首印此篇以操觚，则窒板拘牵，不成章矣。决非章句之儒，人功所能授受也。
二六、苏辙云：『大雅绵之八九章，事文不相属，而脉络自一，最得为文高致。』辙此言讥白居易长篇，拙于叙事，寸步不遗，不得诗人法。然此不独切于白也，大凡七古必须事文不相属，而脉络自一。唐人合此者，亦未能概得。惟杜则无所不可。亦有事文相属，而变化纵横，略无痕迹，竟似不相属者。非高、岑、王所能几及也。
二七、七言绝句，古今推李白、王昌龄。李俊爽，王含蓄。两人辞、调、意俱不同，各有至处。李商隐七绝，寄托深而措辞婉，实可空百代无其匹也。王世贞曰：『七言绝句，盛唐主气，气完而意不尽；中、晚唐主意，意工而气不甚完，然各有至者。』斯言为能持平。然盛唐主气之说，谓李则可耳，他人不尽然也。宋人七绝，种族各别，然出奇入幽，不可端倪处，竟有轶驾唐人者。若必曰唐、曰供奉、曰龙标以律之，则失之矣。
二八、杜七绝轮囷奇矫，不可名状。在杜集中，另是一格。宋人大概学之。宋人七绝，大约学杜者什六七，学李商隐者什三四。
二九、七言律诗，是第一棘手难入法门。融各体之法、各种之意，括而包之于八句。是八句者，诗家总持三昧之门也。乃初学者往往以之为入门，而不知其难。三家村中称诗人，出其稿，必有律诗数十首。故近来诗之亡也，先亡乎律。律之亡也，在易视之而不知其难。难易不知，安知是与非乎？故于一部大集中，信手拈其七言八句一首观之，便可以知其诗之存与亡矣。
三〇、五言律句，装上两字即七言；七言律句，或截去头上两字，或抉去中间两字，即五言：此近来诗人通行之妙法也！又七言一句，其辞意算来只得六字。六字不可以句也，不拘于上下中间嵌入一字，而句成矣。句成而诗成，居然脍炙人口矣！又凡诗中活套，如『剩有』『无那』『试看』『莫教』『空使』『还令』等救急字眼，不可屈指数，无处不可扯来，安头找脚。无怪乎七言律诗，漫天徧地也！夫『剩有』『无那』等字眼，古人用之，未甞不是玉尺金针；无如点金成铁手用之，反不如牛溲马勃之可奏效。噫，亦可叹已！
三一、五言排律，近时作者动必数十韵，大约用之称功颂德者居多。其称颂处，必极冠冕阔大，多取之当事公卿大人先生高阀扁额上四字句，不拘上下中间，添足一字，便是五言弹丸隹句矣。排律如前半颂扬，后半自谦，杜集中亦有一二。今人守此法，而决不敢变。善于学杜者，其在斯乎？
三二、学诗者，不可忽略古人，亦不可附会古人。忽略古人，粗心浮气，仅猎古人皮毛。要知古人之意，有不在言者；古人之言，有藏于不见者；古人之字句，有侧见者，有反见者。此可以忽略涉之者乎？不可附会古人：如古人用字句，亦有不可学者，亦有不妨自我为之者。不可学者：即三百篇中极奥僻字，与尚书、殷盘、周诰中字义，岂必尽可入后人之诗！古人或偶用一字，未必尽有精义，而吠声之徒，遂有无穷训诂以附会之，反非古人之心矣。不妨自我为之者：如汉魏诗之字句，未必尽出于汉魏，而唐及宋元，等而下之，又可知矣。今人偶用一字，必曰本之昔人。昔人又推而上之，必有作始之人；彼作始之人，复何所本乎？不过揆之理、事、情，切而可，通而无碍，斯用之矣。昔人可创之于前，我独不可创于后乎？古之人有行之者，文则司马迁，诗则韩愈是也。苟乖于理、事、情，是谓不通。不通则杜撰。杜撰，则断然不可。苟不然者，自我作古，何不可之有！若腐儒区区之见，句束而字缚之，援引以附会古人，反失古人之真矣。
原诗叙（据己畦集）
古书多用韵语，不独诗为然，其工拙总在理胜。后世以用韵者为诗，不必用韵者为文，且于词句中较工拙，于是遂有限之以体式声调，将历代所作断以己意，大约尊古而卑今，其所从来旧矣。凡此皆未覩乎诗之原也。嘉善叶子星期，诗文宗匠，着有原诗内外篇四卷，直抉古今来作诗本领，而痛扫后世各持所见以论诗流弊。娓娓雄辩，靡不高踞绝顶，攧扑不破。岁丙寅九月，招余至其草堂，出而见示，促膝讽诵竟日。余作而叹曰：『今人论诗，龂龂聚讼，犹齐人井饮相捽；得此方有定论矣！』记余少时，未读南华、楞严，每私拟宇宙间必有此一种大义理，惟以不见于经传为疑。及得二书读之，恍若不出鄙意所揣。今星期所著，悉余二十年来胸臆中揆度欲吐、而不能即吐之语，一玩味间，不觉鼓掌称快，如获故物，虽欲加赞一词而不可得。乃知古人之诗，皆宇宙所必有之数，不必相师。即星期原诗内外诸篇，亦未始非宇宙所必有之数，不必相谋也。化声之相待若其不相待，此作诗之原，亦即论诗者之原。千百年中，知其解者，旦暮遇之矣。是为序。晋安同学弟林云铭西仲撰。
原诗叙（据己畦集）
诗自唐以后迄于有明，六七百年中间，非雄才自喜、力能上薄风骚者，不敢扬跞以进；然且偏畸间出，余子或附离以起，亦不数数称也。非若元嘉迄唐，四百余年间，人握铅椠者比。且以有唐之盛，间按其时作家所论次，大率谓宗工崛起，学者得其门而历堂奥、探骊珠，当代不过数人。其严若此。是必专门师匠，口传心授，有诗之所以为说者存；非其说，虽工弗尚也。惟其不敢不慎，而诗存。今则不然：手翻四声，笔涉五字、七字皆诗人，稍稍致语属缀，其徒輙自相国色，则以家骥人璧而诗亡。不特此也，诗亡而益曼衍乎诗，沿讹扬波，以逢世而欺人，浸淫不止，非世道人心之忧乎哉！忧不独在诗。然自古宗工宿匠所以称诗之说，仅散见评骘间，一支一节之常者耳；未尝有创辟其识，综贯成一家言，出以砭其迷、开其悟。何怪乎羣焉不知蜀道之巉曲，而思宿舂粮以驱毂者之贸贸哉！星期先生，其才挥斥八极，而又驰骋百家。读『己畦诗』，风格真大家宗传。其铦锋绝识，洞空达幽，足方驾少陵、昌黎、眉山三君子。乃复悯学者障锢于淫诐，惄焉忧之，发为原诗内外篇。内篇，标宗旨也。外篇，肆博辨也。非以诗言诗也；凡天地间日月云物、山川类族之所以动荡，虬龙杳幻、鼪鼯悲啸之所以神奇，皇帝王霸、忠贤节侠之所以明其尚，神鬼感通、爱恶好毁之所以彰其机，莫不条引夫端倪，摹画夫毫芒，而以之权衡乎诗之正变与诸家持论之得失，语语如震霆之破睡。可谓精矣神矣！其文之牢笼万象，出没变化，盖自昔南华、鸿烈以逮经世观物诸子所成一家之言是也。而不惟是也。若所标示胸襟品量之说，不特古人心地之隐，由诗而较然千古；抑朝廷可以得国士，交游气类中可以得豪杰硕贤，尘俗世故之外可以得浩落超绝之异人。功在学术流品，岂小哉！读先生是编，使知古人严为论诗之旨、与作者慎为属诗之义，则诗之亡者以存。诗存而距塞其逢世欺人之浸淫，则世道人心之系，亦以诗存。嗟乎，彼宗工宿匠所不肯举其心得之储，俾学者捆载以去；先生乃不靳开左藏以贷贫，而抑以援其溺，斯其胸襟品量何等耶！康熙丙寅冬十月年通家世侍海宁沈珩拜手譔。
原诗跋（据昭代丛书）
自有诗以来，求其尽一代之人，取古人之诗之气体声辞篇章字句，节节摩仿而不容纤毫自致其性情，盖未有如前明者。国初诸老，尚多沿袭。独横山起而力破之，作原诗内外篇，尽扫古今盛衰正变之肤说，而极论不可明言之理与不可明言之情与事，必欲自具胸襟，不徒求诸诗之中而止。然其所谓不可明言者，亦卒归于不可言；其言者，皆可言者也。后之学诗者，返求诸性情学术，毋执其可言者，以为不可言者即在于是，庶上可与古人冥合，而下无负作者之盛心欤！癸卯冬日吴江沈楙悳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