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史》卷三十五元代 · 脱脱

梁襄，字公赞，是绛州人。梁襄自幼是孤儿，由叔父梁宁收养。梁襄生性颖悟，每天记言论一千多字。大定三年(1163)，考中进士，分配到耀州任同官主簿。三次被迁..州任淳化令，有优秀的政绩。考察认为他勤政廉洁被提升为庆阳府推官，又被召为薛王府的属官。

世宗打算巡游金莲川，有司已在办理，梁襄上疏极力劝谏说：

“金莲川在重山之北，地积阴冷日久，五谷不能生长，郡县难以设置，这里自古以来是北部边沿荒凉无人管理的地方。气候特殊奇异，夏季中伏降霜，一天之中寒暑交替来到，这样独特的地方，和上京、中都都不相同，尤其不是圣上亲躬驾临的地方。凡是奉养的用具没有不是远路快速运送来的，翻山越岭，加倍费力费时。至于安顿宿舍的地方，军骑填塞，主客不分，马、牛跑出去难以赶回，藏匿逃犯别想抓获，抢夺劫掠，杀人奸淫，不能轻易禁止。公卿、百官、卫士当中，富贵的人仅仅住车帐，贫穷的人居住洞穴或露天之处，舆台皂隶免不了穷困倒毙，饥不得食，寒不得衣，一人生病传染给众人，无辜的人夭折或伤亡与被刀杀有什么不同？这只是些细小的事故，更有比这些大的问题。

“臣听说高城、峻池、深居、邃禁，是帝王的屏障；壮士、健马、坚甲、利兵，是帝王的爪牙。现在行宫的所在地金莲川，没有高殿广宇城池的坚固设施，是废了帝王的屏障啊！披挂整齐常被坐骑的马，太阳暴晒，风雨侵蚀，臣知道这样的马必然瘦弱。防御进犯等用的军队，穴居野外，吃冷饭睡在严寒中，臣知道这样的军队必然疲劳生病。卫护皇宫周围的房屋才能容纳几个人？一旦久雨不晴积水十天，衣服盔甲弓箭刀沾湿柔脆，怎么能堪使用？这样就失去了帝王的爪牙了。秋季已到末期，秋将归去，人也已经疲劳了，马也已经瘦弱了，库存的粮食已空，贮藏的衣服已破，还将远征驾临松林，去进行打猎；在万事不测的地方行走，往来之间一走要超过一个月，辗转运输移动迁徙的劳苦更比以前加倍了。

“以陛下神武善骑射的本事，举世莫及，如果遇到衔橛之变、猛挚之虞，这些小事姑且放下不说。假设在行猎之际，烈风暴至，尘埃弥天，宿雾四散，举足不辨，以至于翠华旗有崤陵之避、襄城之迷，百官在道路中途狼狈不堪，卫士在队伍中参差不齐交错行走，圣上居于宫中设想这种情况难道不考虑戒备也不会后悔？神龙不可以失去住所，君主不可以轻率行动，这些都是良言。圣上所要莅临的宫殿，草长得大概尤其厉害，殿宇周围的墙垣只用毡布围成。押宿之官、上番之士，整日驱驰，加上饥渴，已经疲倦难耐。更不要说让他们彻夜巡逻警戒，露天值勤不能睡眠，人的精神有限，怎么能承受这些呢？虽然陛下使唤人他们高兴，辛劳而无怨言，如果不劳动他们做这些，难道不更好吗？所以作为人君的不能依赖人民没有别的心计，重要的在于将自己处在没有忧患的领域。

“燕都地处雄要，北倚山险，南压西夏，如坐堂隍，俯视庭宇，本地所生，人马勇劲，已亡辽国虽然是小国，仅仅因为得到燕地所以能控制南北，坐江山，直到宋朝交纳贡币。燕地历来是京都的首选之地，况且现在又有宫阙井邑的繁荣华丽，仓府武库的充盈殷实，百官连同家属都居住在燕地之内，与从前的陪京是不相同的。居庸、古北、松亭、榆林等关隘，东西千里，山峻相连，近在王都所在处的千里地面，容易占领把守，皇天本来以此来限定中外，专为开创大金万世的基业而设置的。有什么办法，无事之日要到荒芜之地去居住，轻贱不应屈驾的圣体，喜好沙漠的微凉，忽视祖宗的大业，这是臣所惋惜的。再说圣上巡行驾临所经过的地方，山中小路艰险难修，森林峡谷雾霭笼罩不见日光，上有悬崖，下多深壑，堂上俯请鉴戒，不能不考虑。

“臣听说汉、唐的离宫，距离长安才一百里左右，然而汉武帝巡幸甘泉却中了江充的奸计，唐太宗在九成居住几次导致结社之变。太康在洛..打猎，后羿在黄河边抗拒而使他丧失了国家。魏帝在近郊谒拜祖宗陵寝，司马懿趁机窃权而篡国。隋炀帝、海陵王虽然恶贯满盈，哪个人敢议论？只因为离弃宫阙，远事巡征，灾祸才加速来临，这些都可以作为借鉴的往事。臣曾经论述过安抚民心，普济众人，唐、虞尚且难以做到。而今日的黎民百姓，仰仗陛下的英武，没有兴兵打仗的忧虑，仰仗陛下的圣明，没有贪官污吏的肆虐，仰仗陛下的宽仁，没有受刑挨罚的冤枉，仰仗陛下的节俭，没有频收赋税的繁琐，可以说是圣上做到了安济了。而巡游打猎纳凉的乐趣，是出于富贵之余的考虑，是静而思动，不像穿衣吃饭那样关系到切身利益而必不可少，取消巡游的行动是很容易做到的。唐太宗打算到关南，敬畏魏征而停止了行动，汉文帝想去霸陵，因为袁盎劝谏而立刻中止。所以陛下能做到唐、虞所不能做到的，却不能放弃中主所容易做到的，臣对此是不理解的。

“况且燕京的凉爽是济南不能比的，陛下视察济南期间，每当遇到炎热的天气就不离开府署，现在陛下居住的范围之内，台榭高耸明亮，就餐入寝肃穆清静，什么样的暑气能侵入这里？一些人议论说陛下往北巡幸时间长了，每年随驾出行的大小官员前歌后舞而归，现在再要出行，难道有必要非这样急于行动不可吗？臣愚蠢地认为后患生于不戒备的情况太多了！西汉推崇重用外戚，而发生了王莽的祸乱；梁武帝好收容叛变投降来的，而发生了侯景的变乱。如今陛下要用几年时间北巡，已经对无乱习以为常，不考虑后果，要前往不止，臣很是恐惧。有些事情明知不可行却贸然去做，那么有后患是必然的了。

“议论的人又说往年辽国的君主，春水、秋山、冬夏四时各有行在之所，秋冬避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年以为常，老人们仍然喜欢谈论他们，认为他们真正得到了快乐之趣，陛下是仿效他们罢了。臣愚蠢地认为对三代之政现在有不能照搬行事的，况且辽国过于崇尚这一套了。而且本朝和辽国王室情况不同，辽国的基业根本在山北的临潢，臣知道他们所巡游的不过是临潢附近的地方，也没有重山阻隔，冬季还是住在燕京。契丹人以追逐水草靠畜牧为业，以毡帐作为居室，迁徙无常，加上属地狭窄，礼仪器具特别简单，辎重不多，所以隔上三、五年才能走一回，也不是年年如此。我本朝皇业根本在山南的燕京，怎么可以舍弃燕地而去山北呢？京都的人们居室是房屋，不便迁徙。今天我朝幅员万里，只尊奉一位君主，承蒙太平时间久了，各地制度不同，文物丰富面广，辎重浩繁兴旺，随着圣驾繁殖人口、聚积物力，超过了百万数目，陛下怎么年年能够出巡，拿自身的快乐，却每年使百万人拴在劳役上、伤在财物上，不得其所，陛下能忍心这样吗？臣又听说，陛下在打猎合围的时候，麋鹿充满包围圈里，对大而壮的麋鹿才拿几十头来奉祭宗庙，其余的都放纵它们，不忍多杀。这样看来，陛下的恩惠可以到禽兽，却不到随驾远征的众多臣子庶民身上。

“议论的人说，前世遵守成法的君主，生长在深宫怕被风吹日晒，射箭、骑马都不会，志气萎缩懦弱，筋力拘谨柔弱，遇到祸患惧怕颤抖，往往是束手就亡。陛下考察上述情况，不怕辛苦自身，想远巡金莲川，到达松漠，名为坐夏围猎，实是服劳讲武。臣认为战备不能忘，打猎不能废，宴安鸩毒也不可怀，然而事贵适中，不可过分。现在过于防范骄惰的忧患，而先蹈万一有危险的旅途，与无病而服药有什么两样？况且想习武不一定要出关，涿、易、雄、保、顺、蓟等县境内地广而平，而且都是邦域之中，随时围田打猎，谁说不可以！伏地乞求陛下发出诏令，撤回往北驱驾的车马，堵塞去鸡鸣的路途，安然留在中都，不再往北巡幸打猎，那么宗社无限的安定，符合天下莫大的愿望啊！

“现如今四海之内安定图治，朝廷至尊威严，圣人做事，本来是臣下要顺从的时候，然而臣却以蝼蚁似的性命，进表危急恳切的建议，仰犯雷霆之威，身陷官吏的议论之中，轻则名位削除，重则身首分裂，若为自身着想，难道不太愚蠢荒谬了吗！只要陛下深谋远虑，不因为我个人这些废话，而以宗庙天下为大计，俯垂听取，则小臣平素的愿望得以实现，虽死犹生，其他不是我所期望的。”

世宗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取消了这次出行金莲川的计划，并且晓谕辅臣们说“：梁襄劝说朕不要驾幸金莲川，朕认为他的意见是可取的，所以取消了这次行动。然而梁襄极力所说的隋炀帝因为巡游败国，不也是过分了吗！像隋炀帝这样的君主是由于失道虐民，自取灭亡。民心已经背叛了他，即使是不巡幸国家怎么能保得住？作为人君的只要能尽到做国君的责任，那么即使不时地巡幸一下，难道对国家会有什么损伤吗？治乱无常规，顾忌所采取的行动何至于像这样？难道一定要深处九重宫内便说是没有祸患，巡游的时候就应验祸乱的吗？”

梁襄由于这件事而以直言闻名。他被提升为礼部主事、太子司经。选为监察御史，因为漏察宗室弈事而受牵连获罪，被罚一个月的俸禄。世宗指责他说：“监察，是君王的耳目，有了传闻即行弹劾是可以的。等到朕亲自发现了那件事，还要你监察干什么？”调梁襄任中都路都转运户籍判官，不久，迁通远军节度副使，因丧事离职。服丧期满，被授予安国军节度副使，同知定武军节度使事，回避他父亲的忌讳改震武军。太常卿张日韦、曹州刺史段铎举荐梁襄学问广博，熟习典故，可以出任礼官。转任同知顺义军节度使事、东胜州刺史。因为簸扬去俸粟中的糠皮杂物后责令仓典使赔偿，被按察司所弹劾，处他拿财务赎回俸粟。历任阝奥州刺史，直至迁升保大军节度使，逝世。

梁襄精通《春秋左氏传》，以至于对于地理、氏族，无不贯通。自少年成才至晚来尊贵，衣食常年简单平淡，然而舆论者却讥笑他太节俭了等等。

路伯达，字仲显，冀州人。他性情沉厚，有远见，博学能诗，考取正隆五年(1160)进士第，调任诸城主簿。他由泗州榷场使补任尚书省掾，任兴平军节度副使，进朝为大理司直。大定二十四年(1184)，世宗皇帝准备到上京，路伯达上书谏说“：人君以四海为家，难道仅仅思念旧地，让京城空虚而远行，这不是慎重的道理。”奏章被送上，但没批复。一年后，路伯达改任秘书郎，兼太子司经。当时章宗才开始上学，路伯达因为文章而知名，被选为侍读，不久因为父亲去世而离职。适逢安武军节度使王克温举荐路伯达为行义，他出来后任同知西京路转运使事，召为尚书礼部员外郎，兼翰林修撰，皇帝命令他与张行简进朝读陈言文字。

先前，右丞相完颜襄上奏把天寿节移到九月一日去庆贺，路伯达论述了它时间的不妥，平章政事张汝霖、右丞相刘玮及台谏也都说那样不行，下到尚书省议论，路伯达说：“皇帝初即位，应当施行正直、信用之道，今天改变生辰不正直，因为哄骗四方没有信义。况且祝贺又不适时，这是轻礼而重物。”因此陈述正名从谏之道。路伯达升为尚书刑部郎中。皇帝世宗问群臣“：方今用什么方法能使人民务本业、广储蓄？”路伯达回答说：“从现在开始宣布德行流传教化。请罢免境内打猎，扩大农业以督促本职，轻币重谷，去奢存俭，遵从时节耕种，像这样就不会有农不勤的人、粟不广的地。”此时，采捕禁严，从京郊至真定、沧、冀，北到飞狐，几百里内都为禁地，老百姓有捕杀狐兔的人有罪，所以路伯达逮捕他。路伯达多次升迁为刑部侍郎、太常卿，授予安国军节度使，不久，改为镇安武。

路伯达曾经出使宋朝回来，上交所得的二百五十两金，一千两白银以助边疆，上奏请求退休，还未来得及呈上就去世了。路伯达的妻子傅氏说到此事，皇帝表扬他的忠诚，赠授太中大夫，仍把金银还给他，傅氏哭着请求献给国家，未得到批准。先前傅氏因为路伯达曾在冀州进修学习，于是卖信都、枣强的田以供应他学习，有司全部把这件事告诉了皇帝，皇帝认为她很贤惠，赐号“成德夫人”。

路伯达的儿子路铎、路钧。路钧，字和叔，登大定二十五年(1185)进士第，终于莱州观察判官。路铎最知名，另外有传。

张大节，字信之，代州五台人。提为天德三年(1151)进士及第，调任崞县丞。改任东京市令。世宗让他兼任留务，非常喜爱看重他。海陵修汴京，用大节主管此工程。世宗在辽东登位，有人劝大节去跟他，富贵荣华即刻可以到手。大节说：“命运注定，何必着急呢！”按例补为尚书省令史，升秘书郎、大理司直。正好遇上左警巡使空缺，世宗对宰臣说：“我得到任此职的人了。”于是授职给大节。不久因为杖杀恶霸被有司弹劾，削一级官职。没过多久，授予同知..州防御使事。

大节入朝后担任太府丞、工部员外郎。卢沟水侵蚀安次，奉命护视城堤。提为修内司使，编排东京路户籍，人们信服他的公平。升工部郎中。那时阜通监铸造钱币的方法有弊病，大节和吏部员外郎麻皀管理这事，见堆积的铜都粗劣有毛病，有人想收回原先付给百姓的钱。大节说“：这是有司收进的过失，老百姓怎么能参与呢？”把这事报告了上去，终于免于追究。随即改任户部郎中，定襄的辞职官吏捏造说县民藏铜的有十八村，大节查访到事实情况，判吏有罪，百姓刻石歌颂他。皇帝召见并授予他工部侍郎，又改任户部。世宗东巡时，任太府监，对他说：“侍郎和太府监同品，因随行供给与应付要凭借你办罢了。”不久担任宋生日使，回来授予横海军节度使，经过皇宫到东宫拜谢，显宗安抚慰问很久，说“：一切事只要中就行了。”因而把“惟中”写在自己公堂的匾额上。郡内有大盗长久没被捕获，大节用计擒住了他。后来黄河在卫决口，横流向东，沧境内有不少黄河故道，大节立即相应采取修补河堤的措施，使洪水没有造成灾害。

章宗即位，大节升为中都路都转运使，就说河东赋重应减，商议的人有的不同意，大节用其他路的田赋标准质问他们，于是章宗命令减少它。大节请求辞官退休，皇帝不允许，任知太原府，因为并、代是他家乡的郡，所以优待他。有次，靠城墙一男子被杀，大节听他妻哭声不悲痛，叫来审问，果为奸夫所杀，百姓把他看作神。西山有晋代叔虞祠，原来祠中施舍来的钱交公使库，大节还给寺里用作供给、建造和修缮的费用。他被选任河东路提刑使，未赴任，留当知大兴府事，他治理能力很有名。

经过几年，改任知广宁府，又请求告老辞官，授予震武军节度使。辖区内有银矿可冶炼，有司认为争斗抢劫由此产生，交给河东、西京提刑司和州官一同商议，都认为官府专营有利，大节说“：山川河泽的利益应当和百姓一起分享，况且贫而无业的人严惩能禁止他们偷拿吗？应明确告诉百姓，给他们地交纳赋税，那么那些游惰无法从事生产的人有了生活的保障，对官府也有利。”皇帝听从他的建议。他再次请求退休，被允许了，仍然提拔他儿子尚书刑部员外郎严叟为忻州刺史，以便有官俸供养。承安五年(1200)，张大节去世，享年八十岁。

大节一向廉洁勤奋好学，能鼓励后辈，自以为从任倜那里得到学问，对待任倜的儿子比亲生的还好。又善下棋，当世推为第一，曾被召与礼部尚书张景仁下棋。世宗曾对宰臣说“：人们大多说王袺是有才能的官，依我看，他凡事不肯尽心，是一个老奸巨猾的人罢了。张大节禀性刚强正直，参与政事果断，远在王袺之上，可惜用他太晚。”又多次告诉近臣说“：某某不是没有才干，然而赶不上张大节忠实。”世宗对大节的了解就是这样。

韩锡，字难老，他的祖先从析津迁移到蓟州的渔阳。祖父贻愿，是辽宣徽北院使。父亲秉休，归附朝廷，任忠正军节度使。

韩锡因为先代当官补任..门祗候。天会中，讨伐宋朝，锡随军掌管礼仪，不久因母亲年老于是成了监差。过了较长一段日子，授神锐军都指挥使，入朝为宫苑使。天德元年(1149)，提拔为尚书工部员外郎，管理燕都的建造修缮。特别赏锡他为胡砺那一榜进士及第，四次调动为尚书户部侍郎，因为母亲去世而解除。

随后起用恢复原来的职务，给金牌一面、银牌十面，到山东登记水手。当时苏保衡为水军都统制，赶到杭州，让锡统率三百战船在广陵会合，恰好保衡战败回来，丧失船只过半，命令韩锡补足数量。当时水浅，船只不能前进，海陵派使者加急责问他，众人稍有逃亡，锡召见各部有威信的人告诉他们说“：现在连坐法很严，逃跑后将要到哪里去？即使一人偶然逃脱，那把妻子儿女怎么安置？”众人醒悟，逃跑的慢慢停止。

世宗在辽东改元大定，锡跑到世宗所在地方，下诏恢复原先的职务。第二年，授予同知河间府事，世宗在香..接见他，告诫他说：“听说皇族住在那儿的十分放纵，你应当依法纠正他们。”锡下车宣布皇帝的话，之后没有打扰政事危害百姓的人。升任孟州防御使，累进拜为绛阳军节度使，改任知济南府事，告老，允许他辞官。明昌五年(1194)死，享年八十三岁。

刘仲洙，字师鲁，大兴宛平人。大定三年(1163)，考中进士。历任龙门主簿、香河酒税使，再调深泽令。县城靠近滹沱河，当时是秋天庄稼成熟时，河水忽然暴涨，仲洙竭力护堤查堵缺口，终于没有造成灾害。有强盗夜间出现，居民震惊，仲洙率领县卒活捉其中一个，其他歹徒于是散逃，白天乘其不备进行搜捕全被抓获。随即因廉洁有才能升官一级，升任河北西路转运司支度判官，入朝为刑部主事，第六次提升为右司员外郎，不久转到吏部。世宗对宰臣说“：人有说话敏捷动听却平庸不正直的，有言辞笨拙迟钝而才智通达、一心向正的，像刘仲洙颇因才能品行突出被赞许，可是说话不善表达。”右丞张汝霖说“：人中像这样的人多了，希望皇上深层地观察。”二十九年(1189)，出任祁州刺史，用六善来教育民众，百姓被感化。

章宗即位，授予刘仲洙为中都、西京等路提刑副使。先前，田珏等因为结党的罪名被黜废禁止做官的有三十多家，仲洙知道他们冤枉，上书极力申辩，皇帝听从他的意见，于是恢复了田珏的官爵，并解除了对这批人的禁令。明昌二年(1191)，授职并王傅，兼同知大同府事，不久改任平阳，调任德州防御使。转运使郭邦杰、节度使李晏都推荐刘仲洙代替自己。升为定海军节度使。这年饥荒，仲洙上表请求开仓济民，没等答复，先行救济出借粮食，有司弹劾他，判他用财物赎罪。当时仲洙兄仲渊因罪被责罚到石州，仲洙上书请求用莱州换石州，朝廷议论了没有同意。过了较长一段日子，因为年老请求辞官，多次上表才被接受。泰和八年(1208)去世，享年七十五岁。

仲洙性情刚强正直，参与政事果断，尤其善长治理百姓，任职的地方都有功绩，是当时的能吏。

移剌益，字子迁，本名特末阿不，中都路胡鲁土猛安人。因祖上当官补任国史院书写，累积功劳后调为徐州录事，接着召任枢密院知法，第三次升为翰林修撰。当时北边有紧急情况，皇帝诏令百官在尚书省商议，太尉克宁力主用兵，益说天时不利，应等待以后再谋划。御史台推荐益刚强正直可担重任，于是兼监察御史。没多久，改为户部员外郎。

明昌三年(1192)，京城地区饥荒，提拔任命益为霸州刺史，同授刺史的有十一人，不久入朝谢恩，下诏告诉他们说：“亲近百姓的职务只有郡守县令，连年百姓饥荒，所以派你们前去安抚养育他们。你们中的资历有超过的有没有达到的，我不考虑这些，只按照才能选用，你们应知道这些。”不久移剌益到达霸州，首先拿出俸禄中的粮食给饥饿的人吃，于是副职以下和郡中人依次拿出粮食来帮助饥民，而且命令属下县视之为法，多处地方百姓全活了下来。郡东南有河堤长久坍塌，大水多次成灾，益加修了它，百姓生活变为安逸，为益建立祠堂。升任辽东路提刑副使。五年(1194)，宋主刚登位，皇帝下诏说泗州处在使臣经过的地方，防守的官员应挑选好，宰臣拟定几人，都不合皇上心意，皇上说“：特末阿不在什么地方？这人可以。”马上授予防御使。

移剌益被召任尚书户部侍郎，不久转兵部。隶属的众牧人反叛，命令益和殿前都点检兖前去招降他们。承安二年(1197)，边疆不安宁，皇帝亲临便殿，召集四品以上朝官来商议，益提出：“防守有利。天子的军队应取得绝对安全，如果我军轻易出动，稍遭受不利，不只损害大国的威严，恐怕引发敌人轻视及侵犯之心。”他出任山东西路转运使。有皇帝的使者在山东试鹰，益进言说：“请求只在都城郊外训练，何必惊动远方人呢？”听到报告，皇帝命有司惩处使者。升任河东南北路按察使。原先制度，在职的官员有不胜任的，委托他的上司据实查访。州府的正副职和幕府官员，允许互相举报申述。益上言认为“：这损害礼让之风，也恐怕同官为此不和，另外生出弊病来。请求仅令按察司纠正揭发，似乎更为恰当。”又说“：随路点军官和富人饮酒聚会，公开通报进献赠送，应得到准许由监察官在所部内追究当事人的犯法行为。”皇上都采纳了。泰和二年(1202)，在官任上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