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友斋丛说》卷二十子二明 · 何良俊

自三皇降而为帝，天下不复有皇矣。五帝降而为王，天下不复有帝矣。三王降而为霸，天下不复有王矣。然霸之后岂复有霸哉？仲尼之门，羞称五霸。盖以其疑于王，故严为之辨耳。自王而降即称霸，则霸亦岂可以易言哉？今世开口便说纯王之政，然究其所至，不知于霸者何如也。然五霸以齐桓为称首，而齐桓之所以霸者，管仲之力也。故孔子称之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又曰：“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军，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孔子未尝以仁许人，独称管仲曰“仁”，盖深与之也。然三王治天下之道，著于六经。齐桓定霸之迹，载在《管子》。今观《管子》一书，自“牧民”以至“轻重”凡二十四卷，其中有经言、外言、内言、短语、区言、杂言、管子解、管子轻重，共八十五篇。而桓公之所以富国强兵取威定霸者，具在于是，是皆施之而有实效者也。则春秋战国诸子，其能若是班乎？

太史公《史记伯夷传》之后，即立“管夷吾传”。传中载其所称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顺民心，故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管子》八十五篇，大要不出此数语矣。

《管子》又曰：形不正者德不来，中不精者心不治。正形饰德，万物毕得。翼然自求，神莫知其极。昭知天下，通于四极。故曰毋以物乱官，毋以官乱心，此之谓内得。是故意气定，此数言亦似道家语。

《管子》曰：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战国诸人，唯功利是图，其能知礼义廉耻者，盖亦鲜矣。

又曰错国于不倾之地，积于不涸之仓，藏于不竭之府。下令于流水之源，使民于不争之官，明必死之路，开必得之门，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处不可久，不行不可复。错国于不倾之地者，授有德也。积于不涸之仓者，务五谷也。藏于不竭之府者，养桑麻育六畜也。下令于流水之源者，令顺民心也。使民于不争之官者，使各为其所长也。明必死之路者，严刑罚也。开必得之门者，信庆赏也。不为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强民以其所恶也。不处不可久者，不偷取一世也。不行不可复者，不欺其民也。其言皆切於治理，使有天下者举而措之，可以保常治矣。又岂特霸齐而已哉？

《管子》以为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吡其事乱。是故圣王之处士必于闲燕，处农必于田野，处工必于官府，处商必就市井。使旦暮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呜呼，由今之世，苟四民皆有定业，则民志定矣。民志定，而天下有不治者乎？

晏子则有《晏子春秋》，其所以治齐者，未必专于用墨，然观其宗庙之祀，豚肩不掩豆，瀚衣濯冠以朝，则亦俭而过苦。其术则本之墨氏。

法家者流，韩非、申不害、商鞅诸人是也。名家者流，彭蒙、田骈、慎到诸人是也。韩非有《韩非子》，申不害有《申子》，商鞅有《商君书》，慎到有《慎子》，世皆有其书。

《慎子》曰：法之功莫大使私不行，君之功莫大使民不争。今立法而行私，是与法争，其乱甚於无法。立君而尊贤，是贤与君争，其乱甚於无君。故有道之国，法立则私善不行。君立则贤者不尊。民一于君断法，国之大道也。慎子之言如此，而庄子以概乎皆尝有闻许之。余观其说，大率李斯之柄秦，用此道也。夫其说固自有此种道理。故人之生性刻急而速于就功者，不觉入于其中。然言法立而行私是与法争者是矣。至以尊贤为贤与君争者，是何等语耶？李斯信之，遂启坑儒之祸。呜呼，此所谓以学术杀天下者，非耶。

余观慎子之书，亦有切实最关于治理处。其言曰，投钩分财，投策分马，非以钩策为均也。欲使得美者不知所以德，得恶者不知所以怨，此所以塞怨望也。故蓍龟，所以立公言也。权衡，所以立公正也。书契，所以立公信也。法制礼籍，所以立公义也。凡立公，所以弃私也。真可谓善于言名者矣。

《文子》曰：川广者鱼大，地广者德厚。其言博大，不专于刻急。

又曰：水虽平必有波，衡虽正必有差。

《文子》曰：文子问老子，法安所从生，曰：法生于义，义生于众，应合乎人心。此治之要也。法非从天下，非从地出，发乎人间，反己自正。其说甚平，名法之近道者。

世又有五子，盖鬻子、关尹子、尹文子子华子、鹖冠子是也。鬻熊是文王师，但其书不似周初人语，或者是伪书也。

太史公之论《韩非》曰：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可谓深得韩非之要矣。

韩非病治国者不务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功实之上。以为儒者用文乱法，而侠者以武犯禁。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所用非所养，所养非所用。廉直不容于邪枉。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说难”五十五篇，十余万言。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说难”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游，死不恨矣。”

韩非与李斯俱事荀卿。夫敬卿本儒术，而二子俱以名法显，竟以刻急自灭其身者，何也？或者得志之后，遂大背其师说耶。

太史公作史，以老子与韩非同传，世或疑之。今观韩非书中，有解老、喻老二卷，皆所以明老子也。故太史公于论赞中曰：申韩苛察惨刻，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则知韩非元出于老子。《韩非子》云：孔墨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殷周七百余岁，虞夏二千余岁，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审尧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故明据先生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愚诬之人，学杂反行，明主弗受也。其意以为尧舜既无参验，是不足为，而但欲急近功以取效于目前者为得。呜呼，其卒至于亡国灭身，不亦宜哉。

《韩子》曰：规有磨而水有波，我欲更之。无奈之何。纬文琐语曰：战国文章，孟子、庄周而下，孙武韩非所为最善，余人莫及。

《申子》与《商君》书，皆韩非之类。然其连类比事，不逮韩非远甚。

《商君》书曰：凡人主所以劝民者，官爵也。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今民求官爵皆不以农战，而以巧言虚道，此为劳民。劳民者，其国必无力。无力者，其国必削。则是其术专以急功利为首也。

阴阳家，有“洪范五行传”、“黄帝占”、“师旷占”、“京氏占”、“甘氏星经”、“石氏星经”，“及天官书”、“律历志”、“五行志”诸篇。

纵横家，今《鬼谷子》、《苏子》、《樗里子》、《战国策》，诸书皆是。

兵家莫过于《孙武子》，其余《六韬》、《黄石公三略》、《太公兵法》、《玄女战经》、《尉缭子》、《吴子》、《李卫公问对》、《素书》之类，皆出其下。

《史记》中有环渊接子邹衍邹奭之徒。注云：接子二篇，邹奭十二篇。

《史记》又有剧子尸子，刘向《别录曰》：尸子名佼，秦相卫鞅客也。鞅谋事画计，立法理民，未尝不与佼规也。书二十篇，凡六万余言。

《艺文志》有公孙龙子十四篇，赵人有吁子十八篇，名婴齐人。又有李子三十二篇，即李悝也，相魏文侯，富国强兵。

医家，如《素问》《中内经》与《灵枢经》之类，盖深明于阴阳之数，而深文隐义，亦非后人可及。纵不出于岐伯雷公，或者是秦越人仓公所传，而本之于岐伯雷公者也。其次则《八十一难》，亦皆古先圣贤之书，皆能知气运之流变，血脉之盛衰，病因之浅深，治疗之先后。必能知此，则处方投剂可以取效。今世但以朱丹溪为儒医，学医者皆从此入门，而不知素难为何物矣。正如学者不体认《经书》，但取旧人文字模仿成篇，欲取科第，亦有幸而偶中者，然学者以误国，医以杀人。其祸亦岂小小哉？

汉有张仲景，世称为医之圣。盖以其深明素难兼晓气运也。王叔和有《脉经》，则精通脉理。刘河间专言火，有《原病式》。张子和论汗吐下三法，有《儒门事亲》。李东垣以脾胃为主，有《脾胃论》。朱丹溪则言气血痰，皆因前人所未发。各申其见以补其所不及，学者当会其全可也。今但以丹溪为主，则是气血痰三者为足以尽天下之病哉。

世有《神农书》，盖孔门如樊迟请学稼。孟子时则许行为神农之言，或者是此辈假托为之耳。元魏贾氏有《农桑要术》，后有东《鲁王氏农书》，大率皆农家者流也。

世有《京房易传》，与焦贡易林郭璞洞林风角占诸书，此皆卜者之流。

世又有《唐子书》，《艺文类聚》引用。当是唐已前书也，所言是相法，或本之唐举。

《吕氏春秋》乃吕不韦之客所著。盖吕不韦既柄秦，遂招致天下之客，欲著书以自名家。故门下之客共成此书，大率亦名法之流。然文字尖新，不似先秦人语，又出于众人之手，言多舛驳。

汉兴，高祖时则陆贾上新语。每奏一篇，帝未尝不称善。其言谓秦以暴虐亡，著秦之失，欲高祖之以王道致理也。

《新语》曰：君子为治也，混然无事，寂然无声。官府若无人，亭落若无吏。邮无夜行之卒，乡无夜召之正。耆老甘味于堂，丁男耕芸于野。若果能此，则去皞皞之风不远矣。

《袁子正部》云：淮南浮伪而多恢，太玄幽虚而少效，法言杂错而无主，新书繁文而鲜用。

文帝时有贾谊《新书》，大率皆论治，即以政事书演绎而广之者也。先儒谓谊通达国体，又其书所言，如铸钱储蓄劝种宿麦诸篇，则其学或本于管子。

董子天人策，其道术最正，此儒家者流也。今世所行《春秋繁露》，人谓其出于董子。然其言多禨祥谶纬，或者其本之《春秋》，而杂出于洪范《五行者》耶。

《淮南子》，亦是淮南王好客，而四方之客如太山小山八公之徒来从之游，遂共为此书。盖杂出于儒道名法诸家，天时地理无不贯综，博大弘衍，可谓极备。但其言舛驳不伦，亦以其成于众手也。桓次公《盐铁论》，盖次公见桑孔言利太急，故假诸文学与之辩难，言兴利固自有源，不专在刻。其言盖亦本之管子。

刘向《说苑》新序，盖儒家者流。其所载春秋战国之事，连类比事，成二家之言。于汉儒中最为雅驯。

汉末有杨子云，子云默而好深湛之思。作太玄以《拟易》，作法言以拟《论语》。而韩昌黎至比之荀子，其言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与杨也，大醇而小疵。

苏子瞻云：杨雄好为艰深之词，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谓雕虫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物也，而独晦于赋何哉？终身雕虫而独变其音节，便谓之经可乎。

东汉有桓谭《新论》，王节信《潜夫论》，崔寔《政论》，仲长统《昌言》，王充《论衡》。魏有徐干《中论》，所言虽各有意见，然不以道术名家。谓之曰：论，固自别于诸子矣。

隋末有文中子，其所著又有续诗，有元经以续《春秋》。其中说亦所以拟《论语》，观其所论，皆本之王道，当亦不在荀卿、扬雄之下。其道虽不得大行于世，至其门人薛收、房乔、魏征、李靖辈，遂以其学用之于唐，佐太宗开太平之业。

古人有言，譬文中子之于六籍，其犹奴隶也。夫六籍，六经也。苟得为其奴隶，则亦得以窥圣人之门墙，而非离经叛道者矣。

汉有《邹子》，书中言董仲舒事，或者即邹长倩与公孙弘书者是也。有《秦子》，载孔文举刑哭父赏盗麦者二事。有《玄晏春秋》，乃玄晏先生皇甫谧书也。有《郭子》，载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语及刘道真事。又有袁子，皆汉晋时人也。有《抱朴子》，葛洪所著，葛洪以仙术闻，盖道家者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