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缦堂读书记》经部 礼类清 · 李慈铭
◎周礼
《周官》、《冢人》及葬言鸾车象人，注鸾车巾车所设遣车也，亦设鸾旗。郑司农云，象人谓以刍为人。言言问其不如法度者。玄谓言犹语也，语之者告当行若于生存者，于是巾车行之。案郑君之意，以若于生存者五字释象人二字，谓巾车设鸾旗，将行告于柩前如先人时，故不用先郑刍人之说。以为刍人当言刍灵，若以象人为明器之物，则是木人之俑，非周初所有。故下又引孔子谓为刍灵者善，谓为俑者不仁，非作象人者不殆于用生乎，以破先郑刍人之说。《疏》乃谓后郑以上古有刍人，至周不用而用象人，故不从先郑说。又谓郑君引《檀弓》文以明古时有涂车刍灵，至周仍存涂车，改刍灵为象人。考《淮南子缪称训》云，鲁以偶人而孔子叹，是用俑始于春秋之末。《檀弓》两载孔子论明器之言，并不分别夏殷周，惟仲宪言于曾子章，有夏后氏用明器殷人用祭器周人兼用之之文，然曰祭器，并不涉象人。郑君注孔子谓为刍灵者善三句，有云孔子善古而非周，此周字亦指春秋时之衰凋而言。孔冲远《正义》乃谓自虞至殷，皆用刍灵，周初即用偶人，即引《冢人》此文为证。皆由于误会郑注文义，致成附会，而贾《疏》尤为迂曲矣。乾隆《三礼正义》亦斥贾《疏》以始作俑坐周公为悖礼，孔《疏》以夏殷用刍灵周用象人为无据。武虚《三礼义证》亦以《檀弓》注孔子善古而非周为周之季世；又于《春官冢人》亦引《淮南》及《家语》子游之言、《论衡》、《薄葬》篇，以证用偶人始于周季鲁人，惟议《周礼》郑注为失检，则非。
光绪乙亥（一八七五）十二月十二日
阅《周礼注疏》。雷学淇《介庵经说》谓天官鳌人共愿赢纸以授醢人，醢人内则俱有纸醢，注以纸为皑子。然鳌人云以时箝取，则非皑子也。其所掌鱼鳖龟蜃愿赢皆水族，不应纸独在陆地。盖纸即《尔雅》、《释鱼》贝属之余<贝氐>，《释文》作余氐，乃{圭黾}贝之小者耳。其说有理。又谓古无纸字，《说文》妄分纸为皑子，氐为{圭虫}名，则谬矣。《说文》以氐{圭虫}为<虫>虿毒虫之属，与{圭黾}黾之{圭黾}字迥异，不得混为一也。
光绪壬午（一八八二）八月二十四日
◎周礼释文（唐陆德明）
阅《周礼释文》，以扰万民，郑音扰，而昭反，此因扰本从忧，故与犬Ａ３之获同音，此音最古，郑君本不作反语，盖相传为郑学者作此读也。又云徐李音寻伦反，则是读作驯，郑注扰犹驯也，是李轨徐邈据注义为音耳。扰向无驯音，未必即改读驯也。
光绪己卯（一八七九）十二月十一日
◎周礼汉读考（清段玉裁）
阅段氏《周礼汉读孜》。段氏此书义理精深，足为郑学津逮，惜其《仪礼汉读孜》止得一卷。胡墨庄作《仪礼古今文疏证》，虽意在补段，其孜证亦甚精皙，而于郑君之义犹多游移，盖胡氏说经不主高密家法，观其《毛诗后笺》可知矣。
光绪丙戌（一八八六）十一月二十一日
◎周礼故书疏证（清宋世荦）
阅临海宋确山县令（世荦）《周礼故书疏证》六卷，《仪礼古今文疏证》两卷，盖未见段茂堂氏之《周礼汉读考》、胡墨庄氏之《仪礼古今文疏义》两书。掇拾补苴，罕所贯通，以视段胡，无能为役。然考核，亦笃好之士矣。其书成于嘉庆戊寅，考段书成于乾隆癸丑，《仪礼汉读考》一卷，成于嘉庆甲戌，宋氏远宦滇南，故不能知。胡书成于道光乙酉，又在其后，益不及见耳。
光绪己卯（一八七九）十二月二十日
◎周官禄田考（清沈彤）
阅《周官禄田考》，其说多与胡氏《仪礼释官》合，而与程易畴《沟洫强理小志》，亦互相发明。
同治壬申（一八七二）九月初二日
◎仪礼
夜考《仪礼》涪清二字之别。张氏淳、岳氏珂、金氏曰追、卢氏文招、严氏可均、阮氏元、彭氏元瑞诸家校勘，皆未言及，自当以《说文玉篇广韵》有涪无清为断。《经典释文》皆作涪，则唐初本固如是。而《五经文字》云，清从泣下冈，大羹也；涪从泣下日，幽深也。今礼经大羹相承久作下字，或传写久谙，不敢改正，则张氏反以当时本为误，其说自有所本。然张氏不知涪之从水音声，而云从泣下日，其不精小学可见。惟涪下固无羹汁之训，而清从冈泣声，形声皆合，又不敢谓决然古无此事，予疑清即洎也。《左传》去其因而以其洎馈，《说文》洎灌釜也，疑洎之或体为清，传写脱去耳。（卢氏释文考证皆作涪，仪礼注疏校正则云当从官本作清，段氏玉裁胡氏承珙则皆石当作清。）
同治癸西（一八七三）二月二十四日
《丧服》小记久而不葬者惟主丧者不除一节，《正义》引了云谓（此宇衍。）昔主（当作注。）要纪，案服问曰云云。此庾即谓庾蔚之，所引者《礼记略解》之文，（旧唐书经籍志礼记略解十卷，庾蔚之撰；隋书经籍志礼记略解十卷，庾氏撰。庾氏即蔚之，此乃隋志文。齐氏召南不加深考，作礼记正义孔颖达序考证，遂谓隋志止载蔚之礼论钞，不载略解矣。）谓昔注要记者，蔚之常注贺循《丧服要纪》也。（隋志丧服要纪十卷，贺循撰，梁有，宋员外常侍庾蔚之注。唐志丧服要纪十卷，贺循举，庾蔚之注。又案隋志别有王萧注丧服要记一卷，蒋琬撰丧服要纪一卷，唐志止有王肃，而别有丧服要记五卷，贺循撰，谢微注。考两志王肃注，注字皆当作撰。）又引卢植云下子孙皆不除，萧望之又云独谓子皆未善也。考《汉书》、《萧望之传》虽有从夏侯胜问礼服之文，然自来无言望之有著述者。庾氏刘宋时人，当必有所本。
光储戊寅（一八七八）十一月初十日
◎仪礼释宫（宋李如圭）
阅《仪礼释宫》，此李氏如圭所著，朱子录之，盖欲取以入《仪礼经传通解》，而后人遂误以为朱子作，编入《文集》。乾隆中开四库馆，据《永乐大典》所载李氏《仪礼集释》诸书及《中兴书目》，知为李作，奉敕更正，又命武英殿以活字版行之。而《钦定三礼义疏》成于乾隆初年，故《仪礼》卷首列是书，尚称为朱子所作。今浙局翻刻《义疏》，仍原本之旧，未及改也。
同治庚午（一八七○）四月初七日
◎仪礼管见（清褚寅亮）
阅褚捂升氏（寅亮）《仪礼管见》，分上中下三卷，而上卷又分为六，中卷又分为五，下卷又分为六，仍如十七卷之数，故诸家序或侪为三卷，或偶为十七卷也。其书专明郑注，务申古谊，于敖继公《集说》之故与郑违而实背经训者，一一订正，先摘录敖之妄改经文者四十二事，又冠以笙诗有声无词辨、拜下解、旅酬考、宫室广修考四第二刚有自序及王西庄序。褚氏于士礼肉贯发梳，精心礼会，可谓专门名家之学，骤读之不能得其要领。其中亦间有舍郑从敖者，尤非党护者比。然如谓大夫士有西房，大夫士无主，庶人妻衣用锦，外加禅谷，其名曰，为文之太著，士妻缁衣衤丹，不为文著，故外加者为景，转取鲜明；笙诗有词，金奏九夏亦有辞，而九夏夫子删之数说，皆鄙意所未安也。（九夏之亡，自以郑君周礼钟师注谓此歌之大者载在乐章，乐崩亦从而亡，其说最高。褚氏谓夫子当以无所关系而删之，则孔说无稽。岂有乐之大歌，颂之族类，为祭祀宴飨钟鼓之所奏而其词转无关系者？至谓六笙之诗皆有词，放夫子录之三百篇，至秦以后始亡，非本无词者，是也。）
光绪卒巳（一八八一）十月十五日
◎仪礼古今文疏义（清胡承珙）
阅胡氏承珙《仪礼古今文疏义》。其书胪举郑注，所载古今异文，援据《说文》及古籍故训，诠其通假，辨其正俗，务明郑君取舍之意，致为谨严。自序谓墨守郑学，鬯厥指归，良不诬也。又谓郑注略例，盖有数端，有必用其正字者，取其当文易晓，从瓶不从庑，从盥不从浣之类是也。有即用其借字者，取其经典相承，从辩不从遍，从益不从嗌之类是也。有务以存古者，视为正字，示乃俗误，行之而必从视是。有兼以通今者，升当为登，升则俗误已久，而仍从升是也。有因彼以决此者，则别白而定所从，《乡饮》、《乡射》、《特牲》、《少牢》诸篇是也。有互见而垃存者，可参孜而得其义，《士昏》从古文作枋，《少牢》从今文作柄是也。可谓深明指要者矣。
同治庚午（一八七○）五月初四日
仪礼正义清胡培恽撰
阅胡氏培《仪礼正义》共四十卷。凡分四例：一曰补注，补郑所未及也。一曰申注，申郑义也。一曰附注，兼取众说也。一曰订注，订郑失也。其书包罗古今，兼列众本异同，精博综，诚一时之绝学。其中《大射仪》、《聘礼》、《觐礼》各篇，为其门人江甯杨大所补。前有顺德罗尚书衍叙。板刻于淮上，今藏尚书京邸中。
同治己巳（一八六九）三月二十日
◎礼记
授七儿《礼记》，至《郊特牲》、《内则》二篇，课余之余，偶得三条，附记于此。庶于章句，或有一助云。
大夫而飨君非礼也，大夫强而君杀之义也，由三桓始也。此当从黄氏颜氏说，以大夫强而君杀之义也九字连读，杀读降杀之杀，为是。《郊特牲》一篇，礼外无旁及者，此节皆言失礼之始，何得凭空插君杀大夫一句？无论其鲁无杀三桓事也。且三桓之飨君，经传中亦有可旁证者。《左传》定公八年，阳货将飨季氏于蒲圃而杀之。三桓之家臣有飨其主者，则知三桓有飨其君者也。哀公十一年，公至自越，孟武伯叔孙武叔逆于五梧，公宴于五梧，二子迎君于此地而遂设宴，其必出于二子可知也，是尤三桓飨君之明文也。近高邮王伯申氏驳颜氏说，谓如所说，当作大夫强而君杀之故也，不当下义字；而谓此处由三桓始也五字，因涉下文而误衍。予谓《礼记》无之故也三字文法，义即故也，此字盖释非礼二字。言大夫飨君为非礼者，乃大夫强而君杀之义也。与其臆删经语，何若读杀为去声乎？
胥亲御授绥，亲之也；亲之也者，亲之也。下亲之也亲字，当是敬字之误，观下文直接而亲之可知。若如向来诸儒说，则敬字何所承乎？
《内则》遂左还授师子，师辩告诸妇诸母名，二句诸家属读皆误，当以授师子为句方合文法。师辩告句，又与下宰辩告诸男名句相应。郑注，师子师也，知郑本读授师子为句，如从今读，则下明言子师，何烦注乎？
同治甲子（一八六四）四月二十九日
《乐记》，暴民不作，诸侯宾服，兵革不试，五刑不用，百姓无患，天子不怒，如此则乐达矣。合父子之亲，明长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内，天子如此，则礼行矣。《史记》、《乐书》亦同。按天子如此四字甚不成语。此段上节有云如此则民治行矣，下节有云如此则四海之内合敬同爱矣，文皆一律，此处不得添出天子二字，当是涉上文天子不怒而衍。此处是广论礼乐之功，推极之于天下大顺，不得忽接此四字，专就天子立言，与上下文义凌犯。孔《疏》谓天子若能使海内如此，则是礼道兴行。又云，《礼》云天子如此，《乐》不云天子者，《乐》既云天子不怒，故略其文，皆是曲说。至陆农师谓天子不怒当曰天下不怒，似亦有理，然与百姓无怒句辞意重复。辅汉卿谓四海之内一句，恐在合字上，是欲读以敬天于为句，义固甚通，但以敬四海之内，即所谓与人敬而无失四海之内犹兄弟也，其义所包甚广，既无左证，而欲颠倒经文以就己见，此宋儒之长技，非经学之通裁，故二说皆未敢从也。（高邮李氏谓当作四海之内以敬天子，亦未可从。）
同治甲子（一八六四）七月初三日
《礼》、《杂记》云，亲丧外除，兄弟之丧内除。郑注，亲丧日月已竟而哀未忘，兄弟之丧日月未竟而哀已杀，是以外为服，内为心。孔《疏》云：兄弟谓期服及小功缌也。宋儒长乐黄氏曰：如注说内除，则日月未竟而哀先杀，是不能终其丧也。内除外除，皆言日月已竟，服重者则外虽除而内未除，服轻者则不惟外除而内亦除也。（慈）案兄弟之丧，谓小功以下兄弟之服。郑氏注《仪礼》《丧眼记》云，兄弟犹言族亲也，盖经传皆言昆弟。至此记大大之子于兄弟降一等，乃称兄弟，故郑以族亲明之。期大功中亦有兄弟眼，而昆弟之期，则一体至亲，不得谓之兄弟服。大功则为从父昆弟及为人后者为其昆弟，一为旁尊，一为义降，皆不得谓之兄弟服。《丧眼传》云，曾祖父母何以齐衰三月也？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近儒程氏瑶田《丧服足徵记》云：小功以下，率皆兄弟服，故得专兄弟之名。然则言亲丧外除者，谓父母三年之丧，本以再期大祥而止。然二十七月而禅，禅而后除眼，父在为母齐衰期，然必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禅，所谓亲丧外除也。外者，眼制日月之外也。兄弟之丧内除者，谓如小功缌麻，兄弟之亲已杀，故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妇。己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所谓兄弟之丧内除也。内者服制日月之内也。郑君《礼注》，皆精当不易，此条或偶有未尽，黄氏则逞臆求通矣。
同冶甲子（一八六四）十一月初五日
《礼记》、《中庸》上祀无公，注先公组绀以上至后稷也。《正义》云：组绀太王之父，一名诸整。《周本纪》云，亚圉卒，子太公叔颖立；太公卒，子古公父立。又《世本》云：亚圉云生太公组绀诸壁，则叔颖组绀诸整是一人。此云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则先公之中包后稷也。《司服》云享先王则衮冕，先公则惊冕。后稷为周之始祖，拾祭于庙，当同先王用衮，则先公无后稷，故郑注《司服》云，先公不峦至诸煞，若四时常祀，惟后稷及太王王季之等，不得广及先公。《天保》云，礻龠祠蒸尝于公先王，郑《注》先公谓后稷诸垫，是四时常祀，但有后稷及诸整以下，（今本是四时常祀二句，误在郑注上；又后稷下无及字，今皆依文义更正。又案四时上当有文王二字，以天保为歌文王之事也。）此皆望经上下释义故不同，或有至字误也。（此指天保笺或本有作谓后稷至诸整者，故云有至字为误，其文甚明。今本后稷下仍有至，则此语不可解。今仿臧氏琳注疏削繁之例，稍为删正之。）案据此则冲远所见诗《天保》笺作先公谓后稷诸整无至字。今《诗经》注疏本仍有至字，而《正义》申之云，先公谓后稷至诸錾，俗本皆然。定本云诸整至不，疑定本误。《中庸》注云，先公组绀以上至后稷：《司服》注云，先公不至诸整；《天作》笺云，诸整至不。同是先公而注异者，以太王之前皆为先公，而后稷周之始祖，其为先公，书传分明，故或通数之或不数之，皆取便通，无义例也。此歌文王之事，又别时祭之名，文王时祭所及先公，不过组绀亚圉后稷而已。《笺》言后稷至诸整者，广举先公之数，不谓时祭尽及先公也。又《天作》序笺云：先公诸熬至不窟，正义申之云，诸整至不，于时并为毁庙，惟拾乃及之。此言祀者，（据序云祀先王先公。）乃是时祭，其祭不及此等先公，而笺言之者，因先公之言，责解先公之义，不谓时祭皆及也。时祭先公惟后稷，若直言先公为后稷，嫌此等不为先公，故除去后稷而指此也。案冲远两疏，皆近曲说。《天保》明云プ祠蒸尝，是四时之常祀，安得及先公？郑《笺》后稷下本无至字者是也。盖产时后稷为太祖，亚圉诸整古公季历为四亲庙，正与《王制》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太祖合。郑《笺》不及亚圉者，省言之耳。后人误加至字，定本作诸整至不，则尤误矣。《天作》本为祭之诗，（据疏引或说。故序云祀先王先公，袷亦称祀也。袷者，群主合食于太祖之庙，后稷为太祖，则自在先王之列，故笺于先公不言后稷。若如疏说，则《天保》、《天作》，皆本于不窒等无涉，郑《笺》何必专为先公二字，两处皆横相牵引，以乖经义乎？至《中庸》先公，则自当包后稷言之。后稷虽为太祖配天，未尝追加王号，故仍称先公，而庙正南面之位，配天于南郊，所谓祀以天子之礼也。不以降，皆升合食。《国语》有我先王世后稷，吾先王不及十五王十八王之称，所谓皆祀以天子之礼也。言各有当，不必强为之说。至冲远之疏《中庸》，明知《天保》笺有至字者为误，而《诗疏》复据误本，曲为附会，尤失于检校矣。）
光绪丙子（一八七六）二月十七日
《檀弓》滕伯文为孟虎齐衰，其叔父也，为孟皮齐衰，其叔父也。《正义》云，孟虎是滕伯文叔父，滕伯是孟皮叔父，言滕伯上为叔父，下为兄弟之子，皆著齐衰。案《正义》以此经上文云，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亲，故知其叔父也两句，一指上言，一指下言。然两句同文，古无此例，且郑氏不应无注，疑下其叔父也，本作己叔父也。古书其己多通，《诗》、《郑风》彼其之子，《左传》襄二十七年引作彼己之子。此上句其叔父也，言孟虎是滕伯之叔父也，其字指滕伯；下句己叔父也，言已是孟皮之叔父也，己字指滕伯；文义本自分明。故郑君止注膝伯文殷时滕君也，爵为伯，名为文，（此盖据世本言之，非止以周制诸侯降旁亲，故遂疑为殷人也。）其余不待更注。《正义》虽别自言之，而未言其字当两解。盖唐初本尚不误，今注疏中亦出为孟皮齐衰、其叔父也句，疑亦后人所转改，内两其字误同，而宋元人若马彦醇（孟）吴幼清等异说遂纷纷矣。
光绪丁丑（一八七七）正月二十二日
《礼记正义》、《王制祭法》，皆言天子七庙，舆《谷梁》合，此自为王者之通制，不主文武世室而言。盖《王制》既云三昭三穆，自当连高祖之父祖数之，此周之尚文，以多为贵也。文武世室为特立，当如王肃言，权礼所施，非常庙之数也。世室制与庙别，故经典无九庙之文。惟常制，已祧之主皆入太祖之庙，周以有文武世室，故先公之主，藏后稷之庙；成康以下之主，依昭穆分藏文武世室，自当如郑君说以文武为二祧也。《周礼》、《春官》守祧奄八人，疏以天子七庙，通姜螈为八庙者是也。周公成王时止有后稷文武三庙，而七庙之制早定，故守祧之奄，先设是数，若世室则其时不得豫定也。祧字不见《说文》，《祭法》及《春官》郑注皆曰远庙为祧，盖别乎近庙而言之。祧与庙对文则别，散文则通，故在《周礼》、《春官》曰守祧，曰庙祧；在《仪礼》及《左传》曰先君之祧；《左传》又曰丰氏之祧；此散文不别之证。凡主之已祧者曰祧，庙之将祧者亦曰祧，故郑君曰祧之为言超也，超上者美名也。或据《说文》跳畔也，为四时界祭其中，谓跳即祧。不知跳是兆域字，非祧字，庙安得为四时界以祭？此妄说也。《大戴礼》、《荀子》皆曰有天下者事七世，可知七庙者后王之通制。周以文武功德之盛，又别立两世室，故后世遂有九庙之说，明世室不在七庙中也。祧有四时之享尝，又上而为坛为蝉，则有祷，又上而为鬼，则有荐，（郑君祭法注云，凡鬼者荐而不祭。）袷则皆合食，是虽远而百世未尝不致孝飨也。东汉以后，称宗始滥，至唐而无帝不宗。然亲庙以三昭三穆为限，庙以九为定法，周之文百世而不易者也。（晋至康帝时庙已十一室，而世仍限以七。唐玄宗始准周制为九室，至宣宗时庙已十一室，而昭穆仍各限以三，盖以景帝当后稷为太祖，高祖太宗当文武世室，庙准乎九而世仍限以七也。）
光绪丁丑（一八七七）六月十七日
殷以前亲庙皆四，后世自晋汔明，开国之君皆立四亲庙，国朝亦止追尊肇兴景显四祖，是固谓百王之成宪不可易也。太祖创业，世祖定鼎，圣祖混壹华夏，故皆称祖。诚以称祖者百世不祧，称宗者亲尽则祧，义万世之成法也。世祖时创定庙制，分中殿为九间九室，圣意渊深，明示世数有定限也。宣宗时以郊坛配位有数，诏以三祖五宗为定，是郊配尚以地限，况庙制一定不可变也。澧时焉大，顺次之，宜次之，今九室已满而祧太宗，所谓时也顺也宜也。太宗既桃而褚则从四祖以配食于前殿，又有陵殿以昭严事，有奉先殿以展孝养，尽礼尽文，何嫌何疑？而朝无知礼，士不通经，妄为揣摹，附会迁就，或请建世室，或请创别庙，务为不根之谈，轻坏大原之礼。而礼官万青藜者，争请分中殿为十一室，百僚群而和之，贻笑千古，可太息矣！（国朝以太祖高皇帝准周后稷为太祖，以世祖章皇帝圣祖仁皇帝准周文武世室，其后则以三昭三穆为断，率由成宪，无容凝讲者也。）
六月十八闩
《檀弓》舜葬于苍梧之野，盖三妃未之从也。郑《注》释三妃甚明，而《汉书》、《刘向传》云舜葬苍梧，二妃不从。《后汉书》、《赵咨传》云，昔舜葬苍梧，二妃不从；《张衡传》云，哀二妃之未从兮，翩傧处彼湘濒；此皆作二妃者，以书记相传，多云二女，未必用《檀弓》文也。乃章怀于《赵咨传》、《张衡》传两注、李善《文选》、《思玄赋注》皆引《礼记》作盖二妃未之从也。孜孔氏《正义》申说三妃甚详，岂唐时《礼记》有别本欤？然则《释文》及《正义》何以并不一言。且孔氏方引《山海经》之作二妃，以为不可从，使本经尚有一作二妃之本，岂有不引而驳之者乎＃┲章怀及善注不可信。（宋裴□史记五帝本纪集解亦引礼记曰舜葬苍梧，二妃不从。）近闻同治乙丑会试次题必得其寿，闱中有用三妃者，房官某翰林怒掷之曰：“舜止二妃，何处得三？”时周星誉御史亦为房官，见之，曰：“三妃似有出处。”某口：“娥皇女英外，更有谁耶？”周不能答，竟黜之。若某者，盖尝见《礼记》别本者矣。
光绪戊寅（一八七八）正月三十日
郑志《檀弓》曰祥而缟，是月掸，徙月乐。答赵商曰：祥谓大祥二十五月，谓二十七月，既禅徙月而乐作，礼之正也。孔子五日弹琴，自省哀乐未忘耳。腧月可以歌，皆自省瑜月所为也。案此郑君兼答孔子既祥，五日弹琴而不成声，十日而成笙歌之义。趟商必以是经徙月乐，与孔子既祥经文两义为问，而郑答之，今本佚脱耳。《檀弓》是节疏引作自省乐哀未忘耳，其下皆自省作皆自身。今案乐哀二字，当从疏本士，志本误倒耳。此以自省乐为句，谓祥之月，暂县乐以自省习，而不令人作之。《檀弓》孟献子县而不乐，疏云依礼祭暂县省乐而不恒作是也，哀未忘耳为句，皆自省腧月所为者，谓孔子十日而成笙歌，亦在祥后腧月。盖丧事先远日，大祥之祭，已在二十五月之末，又十日则腧月矣。笙歌亦自作之乐，非正乐也。疏之身字，误。（郑君以是月二字不连上文为义，是月犹此月也，谓此月者则徙月乐，故云为二十七月，则乐在二十八月矣。孔冲远引论语子于是日哭之是日以证之，谓亦自焉文也，见孟献子节正义。）
古既葬虞而虞主复于寝，不入庙。既练作主迁庙，大祥始于庙。庙则有寝以藏衣冠，陈平生所用器物，此大清礼犹然。尝疑未入庙以先，衣冠器物，设于何所。今读《郑志》答张逸云：未葬以脯醢奠于殡，又如下室设黍稷曰馈，下室内寝也。本注谢兹云：下室之馈器物几杖如平生，乃知古人制礼之精，无事不尽善也。未葬则殡在正寝，器物在内寝，既葬则几筵在正寝，三年而毕，器物在庙，递迁而毕。此今日士夫家稍有力者皆可以行，而礼久不讲，遂无知之者矣。
光绪戊寅（一八七八）十一月二十日
◎礼记集说（宋卫□集）
通志堂本卫正叔《礼记集说》一部，计六函，一百六十卷。此书在南宋人经学中为杰出之本，先儒古义，赖以不坠。惟多载宋人说，为欠持择耳。自元代陋儒陈云庄《集说》出，村塾中争行之，明人不学，遂以取士，而礼学几亡，正叔之书，亦日淹晦。国初万充宗求其书不得，至愤而自为之，非徐健庵纳兰容若为之传钞梓行，则世闲几难复见。然近时钱警石著《曝书杂记》，尚言未见是书，警石生于嘉兴累世藏书之家，又专嗜研经，而所言如是，足见此书之不易得矣。杭堇浦有《续礼记集说》，尚未刊行。警石言杭人有藏其稿者。萧山王兰陔有《皇朝八十一家》、《三礼礼记集说》，亦藏其家。今乱后，皆不知何如矣。
同治甲子（一八六四）四月初十日
卫氏《礼记集说》，卷首载诸儒名氏，以汉郑氏唐孔氏为首。其下论云，郑氏注虽闲有拘泥，而简严该贯，非后学可及。孔氏《正义》，亦记载翔实，未易轻议。又云：朱文公《中庸章句》，以戒谨其所不睹、恐惧其所不闻，与莫见乎隐、莫显乎微为两事，剖析精诣，前所未有。今观郑注，已具斯旨。案正叔是书上于理宗朝，当道学极盛之时，而能推崇康成如此，其卓识冠世，可谓千金一壶。彼陈汇泽者，岂足为其舆皂。乃世人知有陈氏集说而不知有卫，可悲也夫！
同治甲子（一八六四）五月初八日
◎礼学邑言（清孔广森）
阅孔拜轩氏《礼学邑言》，共六卷，精奥通博，多出名解。其卷二《礼服释名》，推明周礼冕服之制，理董众说，据义必坚。卷六《周礼郑注蒙案》，俱摘郑君所引汉法，以史传证明之，补贾《疏》所未及，后有自跋，深以治经者不通史籍为病，诚通儒之言也。羿轩卒时，年仅三十五，而经学之外，尤明律算，凡所著录，皆由心得。其《公羊通义》、《大戴补注》二书，谨严简洁，自成名家，真近世之颜子矣。平生颇恶宋儒，此书中论《儒行》云，三代两汉贤者，多失之过，鲜失之不及；宋以后所称贤者，多失之不及，鲜失之过。《儒行》一篇，皆贤者过之之事，宋儒谓非夫子语，岂其然哉。儒行云者，固言儒者之行，未尝目为时中之至行也。至于道涂不争险易之利，冬夏不争阴阳之和，殆亦和之至者欤！见利不亏其义，虽分国如锱铢，殆亦清之至者欤！东汉士君子，于儒行多有其一节；宋以后往往以不肖者之不及，貌为中庸，而其流弊，志行畏葸，识见浅近，遂至去凡人间不能以寸。其言痛快，足以起疴砭废。[B219]轩内行醇正，荐遭家难，遂以毁殁，贤者之过，可谓不负所言。后嗣贵盛，岂非天之报施善人欤！
同治甲子（一八六四）六月二十九日
◎礼笺礼说（清金榜）
阅金辅之《礼笺》，古义湛深，研究不尽。国朝状元通经学者以辅之为巨擘，次则姚文僖文田、毕总督沅、胡尚书长龄、吴侍郎锺骏、龙布政启瑞及洪氏莹而已。毕累于官，洪累于富，皆未能自竟其学。胡尚书仅名见而已，不知有无著述。吴侍郎著书，身后亦无一字流传，可惜也。辅之本字蕊中，盖如洪初堂之字蕊登，皆不免世俗之见。其后乃改辅之而号檠斋，始以故训为义。
光绪丙子（一八七六）二月初一日
阅金氏《礼说》。诚斋学过筠轩，而好出新意，果于自用，于郑君注说不能细心体会，轻加排斥，故所论著多异先儒，按之全经，往往不合；然其思力精锐，固近时之矫矫也。
光绪丙戌（一八八六）九月二十三日
◎礼经释例（清凌廷堪）
阅《礼经释例》。此书条综贯穿，已无遗谊，惜其未及申释制体之由，俾人知等威节文，俱有精意。注疏以下诸说，反复推明，觉繁重之仪，实本简易，尤有益于来学。余老且病，不能为矣！
光绪壬午（一八八山）十月二十八日
◎三礼通释（清林昌彝）
林字惠常，侯官人，道光己亥举入。咸丰三年进所箸《三礼通释》二百八十卷于朝，赏教授。伯寅言其师陈颂南侍御尝谓此书乃侯官林一桂所撰，惠常为其弟子，攘而有之。及进书得官，其师之子，欲讼其事，惠常贿之，始得解。侍御正人，又同乡里，所言必不妄。其书同治三年刻于广州，毛督部鸿宾为助一千五百金，其《海天琴语录》中载之。观其《衣讠隐山房诗集》及《琴语》，绝无学问，必不能成此经学巨编。其通释中闲采及今人桂浩亭等说，盖稍有附益者。惠常自言受业于陈恭甫，又为一桂弟子，口耳传授，亦有一知半解，足以欺人也。近代窃人之书效郭象故智者，传泽之《行水金监》，出于归安郑元庆，见《全谢山集》、《邓芷畦墓志》；赵翼之《廿二史记》，出于常州一老诸生，武进阳湖人多能言其姓字；王履泰之《畿辅安澜志》，出于戴东原，见《段茂堂集》，任子田（大桩）之《字林孜逸》，出于了小稚（杰，）忘出何书；毕秋帆之《释名疏证》，出于江艮庭；梁章钜之《文选旁证》，出于陈恭甫。任毕皆非不能著书者，《释名疏证》以江氏在毕幕府，为之属稿，非攘窃者比。若梁与林，则成闽人之惯技矣。
同治癸酉（一八七三）十月二十八日
阅《三礼通释》，共二百八十卷，分一千二百门，为释二百三十卷，为圆五十卷，首天文，终丧服，大恬发明郑学，而博采自汉迄今诸家之说，多所辨正，亦时匡裨郑义，体例略似陈氏礼书，而确守古训，不同陈氏之好出新意，诚礼学之钜观，不朽盛业也。前有历城毛寄云总督（鸿宾）湘阴郭筠仙巡抚（嵩焘）两序及自撰论略二十八则，冠以上谕及礼部奏议，进书呈词。其书浩博无涯涣，穷年不能殚也。
十月二十九日
林惠常《三礼通释》中论枨阑甚详，亦主贾《疏》二阑之说，而驳王文简门止一阑有六证之非。
光绪丙子（一八七六）十二月十三日
夜阅林惠常《三礼通释》论闱阈一条，力主贾《疏》及焦理堂之说，而痛驳江氏永、江氏声、王氏引之三家，然王氏六证，义据精深，林氏逐条强驳，多枝游之辞，实非王氏敌也。
十二月十五日
林氏《三礼通释》卷十二，释辟厩泮宫校序庠，卷十三释视学养老之礼，其论《王制》西郊为四郊之误，《说文》厩下飨饮，泮下飨射，即乡饮乡射，皆申段驳顾。然段氏之学，固非顾所能及，而此事则以顾说为长。顾氏《周立学古义考》，分晰天子诸侯之大学小学为一类，乡学州序党序遂学为一类，及郑氏立四代之学为一义，大《戴》五学为一义，王肃刘芳崔灵恩等创论四郊四学为一义，引据谨严，语极分明。段氏虽博辩纵横，词锋四出，终不免强改经注，以成其说。林氏证引甚繁，尤多意必之辞。顾氏谓若四郊有学，则大学在中，郑《注》何以云或尚西或尚东无尚中之说？林氏驳之，以为上西上东乃注家之言，非经有明文。案《王制》曰：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周人养国老于东胶，养庶老于虞庠，郑《注》皆学名也，异者四代相变耳，或上西，或上东，或贵在国，或贵在郊。是则所谓上东者，明指夏之东序，周之东胶，或贵在国也。所谓上西者，明指虞之上庠，殷之右学，所谓或贵在郊也。安得谓经无明文乎？又顾氏谓虞庠在国之西郊，与《大学》在郊互见，一为周制小学，一为殷制大学，同在西郊。林氏驳之，以为殷之大学即右学，《王制》何不云右学虞庠皆在国之西郊为径直乎？案《王制》虞庠在国之西郊句，紧承养庶老于虞庠句，作《王制》者正以上文上庠下庠东序西序右学左学东胶，皆明系以所在之方，可知其地，惟虞庠不系方，故足以在国之西郊一句，时方言周制，安得横加以右学二字乎？（顾氏以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为殷制，而周时为诸侯之制，若养国老于东胶，养庶老于虞庠，为周天子之制，两不相干，未尝谓周天子西郊更有右学也。）礼经坠佚，古制半湮，学校明堂，尤滋聚讼。要以周立四代之学言之，东胶养国老者，周学也；东序小学正诏学干戈羽龠者，夏学也；瞽宗大师诏春诵夏弦者，殷学也；三者皆大学，在国中。虞庠小学在西郊，此为立四代之学。若谓四郊皆有虞庠为成均，何以周于虞学独立四处乎？且既有乡学遂学，而又四郊分立四学，不嫌重赘乎？况东郊南郊北郊之学，未尝一见于经传，而蔡氏《明堂月令论》引《易传》、《太初篇》云天子朝入东学，昼入南学，哺入西学，暮入北学。（蔡中郎集作暮入西学，少北学一句。惠定宇氏明堂大道论据柳子厚四门助教壁记引夕入西学莫入北学，以为夕当作哺，是也。）又引《礼记》古文明堂之礼曰日出居东门，日中出南门，日侧出西闱，日入出北闱，蔡氏以四学皆在太学明堂，与《大戴》、《保傅篇》所谓帝入东学入西学入南学入北学入大学者合。夫郑注《王制》郊在乡界之外，则为远郊百里，刘芳引王肃《注》天子四郊有学，去都五十里，若谓四学分在四郊，岂有夫子一日行四百里或八百里者乎？有以知四郊之义不可通矣。
光绪戊寅（一八七八）五月十一日
阅《三礼通释》，其后附图五十卷，于天文亩步甚详，而于宗庙丧服皆太略，又其图虽兼综诸家，而时出肛决，亦往往不可信。
十一月二十八日
阅《三礼通释图》，其中据陈氏《礼书》及近儒程易畴焦理堂张皋文诸家颇不少。亦有采时人者，如曰陈庆镛定桂文灿定，又有曰宁德韩信同定者，未知何时人。又有曰龚景瀚定，景瀚闽人，亦不知所著何书也。其图有重出者，有绘而未成者，有所题非所圆者，且有图无说者十之九。又绘事未工，或时染坊刻礼书之陋习。
十一月二十九日
阅江慎修《乡党图考》焦理堂《群经宫室图》张皋文《仪礼图》林惠常《三礼通释》所载宫室图，皆以为大夫士亦有东西房，房皆有北堂，以郑君谓大夫士止东房西室为非。然窃以为郑说不可易。即以贾谊言一堂二内证之，亦明是东房西室，二内者，谓在堂之内也。若亦如诸侯有中室及左右房，则为三内矣。林氏谓堂之左右为东西箱，即东西夹，以郑君谓东西堂（即东西箱。）后之室为东西夹者为误，尤属武断。
十二月十五日
阅《三礼通释》中论隅阿雉一条，牵引众说，出入无主，又多误字。如云以高一丈广三丈为雉，此为不易之论，不必取六尺为板八尺为雉之说。案诸家从无有言八尺为难者，必是字误。又云，郑又云雉长三丈，是误以堵为雉也。案此语不可解。雉长三丈，郑君《诗笺》、《周礼》、《匠人注》、《礼》、《坊记注》、《尚书大传注》皆同，安得云以堵为难？且惠常既云广三丈为雉，不易之论，广即长也，（匠人注，度高以高，度广以广，疏引尚书大传郑注作度长以长，长广一也。惟左传正义引异义，板广二尺，广字作高字解。）何又以郑言雉长三丈为误？足见林氏此书，全是钞集而成。
光绪己卯（一八七九）闰三月十八日
◎月令
《月令》所言天子十二月所居之处，郑康成注谓在大寝。其四仲月及土令所居，即明堂五室。其孟季月所居之左个右个，即四室之偏，仍合乎五室之制。但其说固有不可通者。《考工记》谓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郑注或举宗庙，或举王寝，或举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周制。然则三者不过异地而同制耳，非宗庙即正寝，正寝即明堂也。天子明堂为受觐及宗祀之所，自在国之南郊，太庙在王宫之左，其路寝则在路门之内，为天子每日听政之所，虽或可称明堂，然断不可称太庙。而《月令》四仲月皆言居太庙，此可疑一也。《月令》既称路寝为明堂，乃何以又有青阳总章元堂三名，与明堂相配，一似各因四时方位、而明堂但以象夏令得名者，尤他书所不经见。此可疑二也。王者必居南面，而元堂则必北向矣，殊乖向明出治之义。（此本汪氏说。）此可疑三也，汪氏辟其有五谬，予所疑者则有此三事，当俟博考以就正于通儒焉。
咸丰辛酉（一八六一）六月初六日
◎蔡氏月令（清蔡云辑）
阅蔡氏云所辑《蔡氏月令》。云字立青，吴县人，钱竹汀弟子，嘉庆甲子优贡生。其书共二卷：上卷为《明堂月令论》，从《续汉志》刘昭注中录出者；次为《月令章句》，乃刺取《独断》及郑氏《月令注》刘氏《续志》注陆氏《释文》孔氏《正义》、《初学记》、《艺文类聚》、《北堂书钞》、《通典》、《白帖》、《太平御览》诸书所引中郎遗文断句，附以疏证。下卷为《月令问答》，从《中郎集》及《说郛》本录出者。次附以《月令集证》，乃采取古今及近儒之言《月令》者，以证《月令》非秦制。条理秩然，可以推见中郎一家之学。其《章句》中辨正经文数字，如孟春之月鸿雁来，据《吕氏春秋》、《淮南子》作候雁北。此因郑注止言今《月令》鸿皆为候而不言来北字之异，则《戴记》经文本亦作北也。王厚斋《困学纪闻》已言之。还反赏公卿诸侯大夫于朝，据陆氏释文《唐石经》及《吕氏春秋》作还乃，以《正义》引夏秋冬皆作还乃，则知经文本亦作还乃也，（夏秋冬同。）《御定石经》、《考文提要》已言之。措之于参保介之御间，据注疏及《东京赋》作参保介御之间，段氏玉裁已言之。仲夏之月仲冬之月处必掩身，据注疏及《吕氏春秋》皆作处必掩为句，严氏可均、卢氏文招已言之，（掩当从吕氏春秋作。）孟秋之月坏垣墙，据《正义》、《释文》及《白帖》（秋门、墙壁门，）皆作坏墙垣，阮氏元《校戡记》已言之。此皆蔡氏述前人说已有定论者也。仲春之月玄鸟至至之日，据《初学记》引《月令章句》作玄鸟至之日；《毛诗》、《生民》传玄鸟至之日云云，《疏》云皆《月令》文；《说文》乙部引《明堂月令》以及《续汉志注》、《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左传正义》、《周礼疏》、《通典》、《白帖》、《太平御览》引《月令》，皆作玄鸟至之日。冈考孔《疏》此段标经起止云自玄鸟至之日至高之前；又仲秋玄鸟归《疏》云玄鸟至不为仲春之候，则经文本作玄鸟至之日，不重至字作两句甚明也。仲夏之月以定晏阴之所成，据《疏》引《章句》晏谓（谓本作为字，误，蔡氏改正。）以安定阴阳之所成，因谓中郎训晏为安定，则经无定字可知；释义兼阴阳，则经有阳字可知。拟经文本作以晏阴阳之所成，与仲冬一例。阴阳方争，一埃其定，一安其成，义皆蒙上，此二字可称精心卓识矣。
同治癸酉（一八七三）十一月二十二日
◎郑氏昏礼（汉郑玄）
汉郑仲师撰郑氏《昏礼》，有百官六礼辞及赞言，其书久佚，今从《艺文类聚》、杜氏《通典》所引参互录之。云礼物以玄缥，羊腐清酒白酒粳米蒲苇卷柏嘉禾长命缕胶漆五色丝合欢铃九子墨金钱禄得香草凤皇舍利兽鸳鸯受福兽鱼鹿乌九子妇阳燧丹青女贞。其赞曰：物之所象者，玄象天，缍象地。羊者祥也，群而不党，跪乳有义。雁候阴阳，待时乃举，冬南夏北，各得其所。清酒降福，白酒欢之由。亢米馥芬，婚礼之珍。稷米粢盛，稷为天官（此句据太平御览卷八百四十所引，然文义不类，疑是误引。）蒲众多性柔，苇柔之久。卷柏卷曲附生，嘉禾须禄，长命之缕，女工所制，缝衣延寿，（缺二字。）为例。胶能合异类。漆内外光好。五色丝章采屈伸不穷。合欢铃音声和谐。九子之墨，藏于松烟，本性长生，子孙圆边。（此四句据北堂书钞卷一百四所引，通典引作九子墨长生子孙，古人引书多节取其字，而以意联合隐括之。此云子孙圆边者，当是圆啬之误，高同帛。）金钱为质，所历长久，金取和明，钱用不止。（此四句据太平御览卷八百二十六所引，通典引作金钱和明不止。）禄得香草为吉祥。凤皇雌雄伉合。舍利为兽，兽而能谦，礼义乃食，口无讥愆。（此四句据太平御览卷九百十三所引，通典引作舍利兽廉而谨。案舍利即今之猞猁，亦狐类。）鸳鸯鸟，雌雄相类，飞止相匹，鸣则相和。受福兽，体恭心慈。鱼处渊无射。鹿者禄也。乌知反哺，孝於父母。九子妇有四德。阳燧成明安身。丹为五色之荣，青为色首，自东方始。女贞之树，柯叶冬生，寒凉守节，险不能倾。案自凤皇以下，盖皆绣绘之象。赞言《艺文类聚》作谒文赞。古人六礼，如《仪礼》所载宾主答问之辞，皆别为书署，偕以通谒，谓之谒文。其礼物胥家致于女家者，每事皆为韵语，以题记之，谓之赞言。其语多取吉祥，古雅可诵，惜所引不全耳。（所辑诸书，皆据玉函山房本。）
同治甲戌（一八七四）正月二十三日
◎昏礼辨正（清毛奇龄）
夜阅毛西河《昏礼辨正》。中以纳采问名据《仪礼》士昏礼谓二礼一日并行，只以一使将事。问名乃问女所命之名，及其生之年月日，但曰问名者，举一以该二也。郑《注》谓问母姓者非。又谓纳徵即纳聘。昏礼自纳采至亲迎皆奠雁，惟纳徵用币者，以雁乃蛰物，非礼物。又据《谷梁》谓纳采问名纳徵请期祗四事，无纳吉之礼，问名后不当又纳吉。以命卜当在纳采之前，卜亦不必告女家。皆援据甚确。
又谓《曾子问》妇三月而后庙见姑成妇之说，乃指舅姑已亡者。若舅姑在，则妇至之夕，舅姑迎之，登堂交拜，行宾主之礼，然後帅以谒庙。次日质明，上堂行妇见礼，谓之成妇，不必三月始庙见也。尤足发千古之蔽。西河说经，虽有无道秦之讥，然其明快直捷处，往往如是。
至其谓尔时越俗，妇至不谒庙，不拜舅姑，牵妇入房，合卺就寝，直同野合。至请召宾客简帖，不曰三日庙见，则曰儿媳某日行庙见礼，以凶丧之礼行之於常，则我山会两邑皆向无此风，闻萧山亦不如此，或当日彼邑人有行之者耶？吾乡昏礼，大端多合于古，先之以行媒，多请士友戚好为之，皆备礼盛治具相迎送，继以过帖，或副以银币，曰传红，即纳采也。将娶则请庚，即问名也。继以过礼，亦曰行聘（俗语曰发盘。）即纳徵并请期也。惟亲迎之礼鲜行者，妇至则胥先出迎交拜；古以舅姑为主人，今以胥为主人。质明，（古昏礼以昏，今天下亦多成礼于夕，独吾越以子时至辰时为昏期，此最失礼。）胥导以见庙，乃见舅姑于堂，又以次见夫族内外少长，是夕始合卺同枕席焉。
咸丰庚申（一八六○）十月初八日
阅毛西河《昏礼辨正》、《辨定祭礼通俗谱》、《丧礼吾说篇》、《曾子问讲录》诸书，虽蔑弃无儒，不特掊击注疏，痛诋朱子，至谓《礼记》由秦汉人掇拾，多不足信，《士礼》亦战国以后俗儒所为，怪诞不经，其恣悍已甚；然博辨不穷，不可谓非辩才绝出也。其力辨今世子死孙称承重之非，墓祭之近古，纸钱即明器，今市中所货千张，皆作刀布形，最为近古；上香即古之炳萧，乐之有喇叭洒捺，即汉晋之铜角，乐部之所谓横吹，《周礼》之六同，郑注谓以铜为管曰同，尤近于古。《士丧礼》有楔齿缀足几之非；殡在西墙下之非；大夫殡去车、以棺著地、士殡掘地埋棺之非，吊丧有哭无拜礼、主拜宾、宾不答，皆足以匡古今之失。所定祭礼亦实在可行。其言昏礼须庙见后始配合，三年丧宜三十六月，虽于古无徵，多为通儒所驳，然亦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也。四库只收《辨定祭礼通俗谱》，余皆附存目，尤深斥《其丧礼吾说篇》，谓颠舛乖谬，莫过于是。然其谓丧服有齐衰，无斩衰，及父在不当为母期年、父母不当为长子三年等，诚为钜谬。其言丧礼立重诸儒所说近于非理，因谓重即铭旌，所以识别死者，即所以依神，故重有主道，重之为言幢也，童童然也，则颇有名理。若如旧说旧圆，诚不知何所取义也。
光绪了亥（一八八七）十月初五日
◎丧礼经传约（清吴卓信）
近人吴顼儒《丧礼经传约》仅十一叶，间有小注，可谓简之至矣。然有不当详而详，不当略而略者，如练与小祥，虽同在十三月而为两祭两事，小祥为杀哀之制，练为除服之节，小记所谓祭不为除丧也。而吴氏乃曰十三月而小祥，期乃练也，略不分晰。期丧之有樟，惟父在为母及为妻，而吴氏乃曰：十五月而樟，期丧也；壹似凡期服皆有樟者。此等大节目尚不能全，亦太约矣。而备述《檀弓》兄弟之子犹子一节经文，此人人所读者，又详所不必详也。
光绪戊寅（一八七八）十一月初十日
◎飨礼补亡（清诸锦）
阅秀水诸氏锦《响礼补亡》，寥寥数叶，闻后来有补之者，尚未见及，然其辨疏皆谨慎不苟。
咸丰庚申（一八六○）十月十三日
◎求古录礼说（清金鹗）
阅金氏《求古录礼说》。其《天子四庙辨》、《星辰说》、《屋漏解》、《楼考》、《冬祀行辨》、《夏礼尚文辨》，皆实能发古人之隐。以星为五星，辰为二十八宿，日月所会之十二次，申明《周礼》、《大宗伯》郑注之义，极为精璃。《屋漏解》言《丧大记》所云甸人取所彻庙之西北靡，薪用爨之，谓庙后之西北靡人所罕至，檐下可以积薪，供祭祀爨嬉，不得亵用，丧礼取以炊浴、所以神之也。旧说或以靡为门扉，或以扉为屋檐，皆谓抽取屋材。刘熙谓撤毁室之西北隅以示不复用，孔冲远以庙为正寝，谓主人已死，此堂无复用，皆悖于理。慈铭案：以新死而遽彻毁屋材以爨，理所必无。金氏以靡为隐处，以彻为取，即取所积之薪，尤前人所未发。惟以屋漏为即《诗》、《豳风》之向礼，《明堂位》之达乡，似犹无坚据。（案云：取所彻者。以庙靡所积之薪，本甸人所供，主人新死后，甸人已先发庙薪以待，至此而取之，故曰取所彻也。）
光绪丙戌（一八八六）六月初二日
◎夏小正
观杨濠叟所书《夏小正》经文，其二月来降燕乃睇下增一室字。案《大戴礼》各本及傅崧卿本并注所引《关本》、《集贤本》、朱子《仪礼经传通解》本、王氏《玉海》本皆无室字。惟传文卢氏《雅雨堂本》作睇者盼也，盼者视可为室者也，百鸟皆曰巢，室六也。（诸本此三字皆作突穴取三字，突本突作突，穴作亢，庄氏述祖谓些三字是衍文，孔氏广森谓取字是其字之误。）与之室何也，掺泥而就家入人内也。（孔氏云，与之犹谓之，正月傅其必与之兽义同。慈铭案，与犹许也，鸟皆曰巢，而此独许之室为异也。掺即操字。）卢本之说，皆出于惠定宇氏，其言本宋本虽未可信，然亦必有据。以传文推之，似经文当有室字。又七月斗柄县在下则旦，于则旦上增参中二字，而于八月末去参中则旦四字。案《新唐书》、《历志》载《大衍术议》，一行推《夏小正》躔宿以八月参中则旦为失其传，孔氏谓盖本七月经文，写者失之，误缀八月之末，遂于七月末复衍则旦二字，是所改亦有本。又十月初昏南门见，（集贤本无见字，庄氏因之。）其下云，织女正，北乡则旦，改作初昏；织女正，北乡南门，见则旦。案《大衍术议》亦疑十月定星方中南门昏伏，不当言见。庄氏谓十月初昏南门不见而记南门者，圣人以天地之心为心，南门有不见之时，天之明威，无不见之时也，其说甚曲。吼氏谓初昏为一事，南门见为一事，初昏者，始令民昏姻也；南门见者，见于晨也。南门以九月末始见，十月旦已在隅，此记候之晚者。然正月云初昏参中，四月云初昏南门正，六月云初昏斗柄正在上，文法一例，不应此处独异。且记旦见南门，何不于九月中时而于十月隅时，是其说亦非，此改亦不知所本。又十有一月啬人不从下，有于是时也万物不通八字。案传文啬人不从，不从者弗行于时月也，万物不通，诸家多读弗行于时月也为句，孔氏谓当读行字绝句，于时月也万物不通二句，经文别为一事，时即是字，于时月也，犹《月令》之屡言是月也；万物不通，即《月令》之天气上腾，地气下降，天地不通，闭塞而成冬也。其说甚确。此所增与孔氏说合。《玉海》本啬人不从下亦有万物不通一句。惟诸本皆作于时月也，此作于是时也，则无此句法。又十有二月鸣弋，此作鸣蔫，案弋不知何鸟？金氏履祥《通监前编》谓当作鸢，庄氏谓当作隼，皆以为脱半而成弋。然《说文》无鸢字，《诗》、《小雅》、《四月》匪鹑匪鸢，《说文》作匪辙匪鹭，《正义》本作鹗，而亦引《说文》作鹭。（今本注疏亦同。释文作鸢以专反，盖后人所改。）孔氏谓盖此记已经隶写，以鹭作鸢，后又误脱其半，则此鹭字正同孔说。又《小正》于十一月十二月两云陨麋角，传文于十一月云阳气至始动，于十二月云阳气旦（传本作且。）睹也。《礼记正义》谓节气早则十一月解，节气晚则十二月解。孔氏广森引姜上均曰，旦睹犹言明见也，向始动，今明见，始终之辞，其说皆牵强。庄氏谓十二月再记陨麋角者，戒失闰，所以示持盈守成，故于终篇著之，说尤迂曲。傅氏谓十二月是衍文，《大戴》误为之传者是也。今此于十二月作陨麋角，则谬之甚矣，岂并《月令》以下诸书俱未读耶？濠嗖名沂孙，字咏春，常熟人，道光癸卯举人，官安徽凤阳府知府。其人不以学著，而篆法高古，一时无两，实出邓完白之上。此是辛巳闰七月所书，去其卒时不过两月，用笔浑厚，尤近《石鼓》，中用古文，亦多不苟。书已刻石，世所传贵，余以《小正》经文足为大法，自乡无哲傅子骏给事别出后始有专本，而近儒说者纷酝，多出肛定，因附论其得失，并指杨书之是非，使学者毋惑焉。
光绪癸未（一八八三）十一月初九日
◎夏小正补传（清朱骏声）
阅朱丰芭《夏小正补传》。朱氏精于形声、训诂，故推阐古人文字，颇有创解。其解之兴五日翕望乃伏，传曰五日也者、十五日也，谓望读为坚。古以五月十五日为五日节，故《淮南》高诱注五月望作枭羹。《文子上德篇》詹诸辟兵寿尽五月之望。读为，蜓，守宫也，在壁曰蜓，在灿曰蜥易。世称它蝎之类，五日节必伏，兴者生也。此说为前人所未发。
光绪己丑（一八八九）二月初一日
◎古经服纬（清雷铸）
阅《古经服纬，通州雷氏蹲所撰，其子学淇注释。书分上中下三篇，共为二十四则，取冠服内外上下吉凶之制，采掇经传，条分件系，辨其名色，明其等威，颇切于日用。注亦详尽博赡，惟好异先儒，轻改旧说，时涉肛决而不可信。同时凌次仲撰《礼经释例》，任幼植撰《小儿服释例》，皆确守古训。雷氏父子，素不与东南诸儒接，盖皆未见其书。然贯串淹洽，正亦考古者所不能废也。
同治辛未（一八七一）七月十三日
◎五服释例（清夏燮）
《仪礼》、《丧服经》、《斩章》为人后者疏引雷氏云：此文当云：为人后者，为所后之父。阙此五字者，以其所后之父或早卒，今所后其人不定，或后祖父，或后曾高祖，故阙之，见所后不定故也。又传曰：为所后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注云：若子者，为所为后之亲如亲子。疏云：为所后者之祖父母，则死者祖父母当己曾祖父母，齐衰三月也。妻谓死者之妻，即后人之母也。夏氏燮《释例》云：为人后者，为其所后之祖，即父卒为祖后者服斩之例也。传言若子，但言所后之祖父母，不及所后之父母，盖以此为人后者，因所后之父已卒，来为祖后，故经但言为人后者以统之。雷氏所云犹是经之第二义。盖凡经言为父后者，皆父卒之称，若父在，不得直云为后也，故言所后之祖父母，而不及父母者，非逸也。慈铭案，雷氏之意，谓经文特阙此五字，以见所后之不定，本非谓逸也。盖经文为人后者四字，关乎天子诸侯，虽以兄继弟，以从父继从子，（如唐宣宗之继武宗，金卫绍王之继章宗。）以从祖继从孙，（如晋简文帝之继哀帝。）皆为人后之义，皆服斩也。圣人之经，立意深远，雷氏谓见所后之不定，亦所包甚广，不特士之继宗子者，为祖后为曾祖高祖后，当服斩也。至傅文为所后者之祖当读句，父母读句，为所后者之祖即曾祖，关乎高祖以上也，为所后者之父母，即祖父母也。疏连读祖父母为句者，非。夏氏误遗传文所后者之者字，遂误认为所后之祖父母矣。夏氏又云其不及所后（案后下当增一者字。）之曾祖父母何也？盖曾祖父母齐衰三月服之尽者，而此所后（案后下亦当有者字。）之曾祖父母于为人后者，为高祖父母，故经不见高祖父母之服也。郑谓高曾同服。今不据。慈铭案：郑君谓高祖亦齐衰三月，此必汉儒相传孔门之微言，高不可易者。曾者，重也，曾，（俗作层。）索也。故入庙之称，虽于始祖，亦曰曾孙。《诗》称成王为曾孙，《书》称武王为曾孙，（见墨子兼爱篇中云：昔者武王将事太山隧。传曰，太山有道，曾孙周王，所谓传者，盖周书中语也。东晋伪尚书武成篇袭之。）《左传》蒯聩自称曾孙，皆非对曾祖之辞。曾孙以下之称同，可知曾祖以上之服同也。盖人多有及见高祖者，既不可无服，则齐衰三月以下，将何服乎？故即高祖以上推之，凡及见者，皆齐衰三月，则为人后者，如受之曾祖，当服重若子，即推之高祖以上，亦皆然也。夏氏用王肃之说，谓高祖无服者不可通。至云：父卒始有为后之称，援为长子三年。传文将所传重下一将字，可知未传重者不称为后，足补先儒所未及。
光绪丁亥（一八八七）十一月初三日